雖然在精神內涵上，賀拉斯決心成為羅馬民族的代言人，但在詩歌的技藝上，一方面，他秉承了亞歷山大詩歌和羅馬新詩派的傳統，拒絕被大眾的趣味所左右，“坦然堵上對朗誦者敞開的耳朵”[1]，帶有明顯的精英主義色彩。但另一方面，他又極其看重內行的評論者的意見[2]：

正直睿智的人會批評無生氣的詩句，445
指責刺耳的詩句，碰到凌亂的詩句
他會橫過筆塗上黑線，他會刪除
唬人的裝飾語，強迫你照亮晦暗之處，
譴責含混的措辭，標出該修改的地方，

不僅如此，一位優秀的詩人應該是自己作品最嚴厲的評論家。在《書信集》第2部第2首中，賀拉斯如此描繪他心目中的理想詩人（109－125行）：

可是誰若想寫出真正意義上的詩歌，
當他拿起蠟版，就要充任嚴格的[3]  110
審查官，發現任何詞語沒有光彩，[4]
沒有分量，配不上它們榮耀的地位，
都要有驅逐的決心，儘管它們不願
離開，並且一直在維斯塔神廟盤桓。[5]
長久被民眾遺忘的那些生動語彙，115
他會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給它們光輝，
雖然古時的加圖和柯特古斯曾用過，[6]
卻在荒蕪的歲月中被層層銹跡掩沒。
他也會挑選人們新近發明的詞語。
洶湧清澈，他最像純凈的河流，傾瀉出 120
所有語言的財富，贈予拉提烏姆。
他遏制無序的蔓延，用適當的文雅滋育
過度的粗陋，清除缺乏力量的一切。
他似乎在遊戲，卻飽受折磨，就像舞者
時而扮森林神，時而扮粗野的獨眼巨人。125

在這樣的反覆打磨中，賀拉斯逐漸創造出一種鮮明的個人風格，其最大特點是通過詩人自己的變形與隱身，在作品中隔離出一個意義複雜曖昧的中間地帶。雖然他的多數詩歌中都有“我”的聲音和看似明確的立場，但這是極具欺騙性的，藉助詞語、句法、修辭和敘事手段，賀拉斯成功地掩蓋了自己的“真實面目”。按照澤特澤爾的說法，賀拉斯“是古代最具反諷性和矛盾性的詩人……無論整體還是局部，他作品的突出特徵都是有意識的反諷和含混”[7]，所以不能輕易相信他的任何話。這一點是賀拉斯的眾多崇拜者和模仿者（尤其在新古典主義時代）未曾覺察的，但在重新將技藝視為詩歌核心的後浪漫主義時代，賀拉斯終於找到了知音。例如現代主義巨匠奧登在1973年的《感恩》（“A Thanksgiving”）一詩中便將賀拉斯和歌德並列為他晚年的“導師”，稱他“詩藝最純熟”（22－23行）[8]。

[1] Epistles 2.2.105.

[2] Ars Poetica 445-9.

[3] 羅馬人寫初稿用蠟版，便於修改，定稿後才謄到紙草上。

[4] 古羅馬的審查官（censor）主要負責人口和財產統計，確定選舉和被選舉資格，監督公共道德和部分公共財政，任審查官的人往往以嚴苛著稱。

[5] “在維斯塔神廟盤桓”的含義從古羅馬到今天都沒有確定的說法。或許賀拉斯的意思是，哪怕這些詞語屬於羅馬詩歌傳統最受尊崇的部分，如果對作品的藝術效果無益，也要忍痛去掉。

[6] 老加圖一直被後代作家視為早期拉丁散文的典範，柯特古斯（M. Cornelius Cethegus）也曾獲得恩尼烏斯（Ann. 306）和西塞羅（Brut. 15.57）的稱讚。

[7] J. E. G. Zetzel, “Horace’s Liber Sermonum: The Structure of Ambiguity,” Arethusa, 13 (1980): 63, 73.

[8] Auden, Collected Poems 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