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文學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移植和整合的歷史，希臘的體裁、題材、思想與手法不斷地引入羅馬，成為文學創新的源源不斷的動力。利維烏斯翻譯荷馬史詩，普勞圖斯和泰倫斯翻新希臘戲劇，盧克萊修以長詩形式呈現伊壁鳩魯哲學，卡圖盧斯移植哀歌和銘體詩，這些前人的成功都為賀拉斯樹立了榜樣。作為希臘文化的堅定擁護者，賀拉斯對於希臘經典更是做到了手不釋卷。希臘在他的眼中就是詩藝的同義詞，但他借鑒的不只是古希臘，也包括泛希臘時期的亞歷山大詩歌以及深受希臘影響的前輩和同輩羅馬詩人，在整合這三大傳統的基礎上，他鍛造出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按照賀拉斯自己的說法，古希臘傳統中給他啟發最大的是艾奧里亞（Aeolia）諸詩人，尤其是阿爾凱奧斯和薩福。他是如此概括自己的主要成就的：“率先引入了艾奧里亞的詩歌，/ 調節了拉丁語的韻律”，“他（阿爾凱奧斯）此前無人稱頌，我卻用拉丁語的抒情詩 /傳揚了他的名聲”[1]。賀拉斯似乎有意忽略了卡圖盧斯在抒情詩方面的成就，但他主要是從體裁和格律的角度說的。雖然卡圖盧斯的作品從內容上說開創了羅馬的愛情詩傳統，但他只有兩首詩採用了艾奧里亞的格律（薩福詩節），其餘的多是哀歌雙行體和其他格律。相比之下，賀拉斯《頌詩集》前三部88首詩中有55首都是用的薩福詩節或阿爾凱奧斯詩節，剩下的除了6首之外，用的也是屬於艾奧里亞傳統的阿斯克勒皮阿迪（Asclepiades）詩節。就內容而言，賀拉斯也從這些詩人的作品裡汲取了很多靈感，例如《頌詩集》第1部第4首、第9首、第14首、《長短句集》第13首都明顯包含了阿爾凱奧斯元素，《頌詩集》第1部第5首、第22首都有薩福的影子。

古希臘的第一詩人荷馬自然也是賀拉斯效法的對象。在他看來，荷馬的價值主要有三重。一是創建了史詩格律：“荷馬讓我們知道了，國王和領袖的功勛，/ 悲慘的戰爭，可以用什麼格律歌吟。”[2] 二是他高超的技藝[3]：

這位要高明多了，顯得遊刃有餘： 140
“繆斯，請向我講述他的故事。特洛伊
陷落後，他目睹了許多民族的習俗與城市。”
他的意圖不是在光後製造煙，而是
在煙後製造光，漸次引出炫目的奇蹟：
安提法忒斯、基克洛普斯、卡律布狄斯、 145
斯庫拉……他也不會從墨勒阿革的死開始。
講狄俄墨得斯，從麗達的孿生蛋講這場戰爭。[4]
他總是迅速地進入事件，彷彿聽眾
已知道原委，把他們徑直捲入情節里。
無法處理得很出彩的東西，他就放棄。 150
他是這樣虛構，這樣將真假混合，
中間與開頭一致，結尾與中間也和諧。

三是其作品的道德教益：“光榮或可恥，有益或無益，克呂西波 / 和克蘭托爾都沒他表達得清晰、深刻。”[5]《伊利亞特》為讀者提供了眾多反面的教訓：“無論國王們發什麼瘋，總是希臘人受懲罰。 / 因為內訌、陰謀、邪行、淫慾與憤怒，/ 伊利昂城牆內外，罪惡都罄竹難書。”[6] 與此相對，《奧德賽》的主人公卻是“德性和智慧”的化身[7]。

雖然賀拉斯從未寫過史詩，但荷馬史詩中的典故和意象卻在其作品中隨處可見，如《頌詩集》第1部第6首、《長短句集》第13首、《諷刺詩集》第1部第9首、《書信集》第1部第2首、第19首等，頻度甚至超過了阿爾凱奧斯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早已成為千年來古希臘羅馬文化傳統的核心部分。

賀拉斯最引以為傲的作品是他的抒情詩。古希臘抒情詩大致有四個類別：讚美神和英雄的詩，慶祝比賽勝利的詩，愛情詩和宴飲詩。第三類的聖手是薩福，第四類的聖手是阿爾凱奧斯和阿那克里翁，第一、二類則是品達最擅長的。賀拉斯的政治抒情詩主要以品達為師，特別是他的六首羅馬頌詩。例如歷代評論者都注意到，《頌詩集》第3部第4首受到了古希臘詩人品達頌詩（尤其是Pythian 1和Pythian 8）的巨大影響。這首詩用希臘神話中宙斯和巨人族的戰爭來比擬屋大維與敵人之間的攻伐，品達也曾用宙斯降伏堤豐（Typhoeus）的神話來比擬僭主希埃隆（Hieron）的系列軍事勝利（Pythian 1）[8]，他對阿波羅的描繪（Pythian 8）與賀拉斯此詩的對應段落很相似（60－64行）[9]，更重要的是，賀拉斯用心模仿了品達的風格[10]。《頌詩集》第4部第8首等作品同樣融匯了品達的主題。

除了上述幾位外，從賀拉斯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對阿那克里翁、赫希俄德等古希臘詩人以及眾多戲劇作家都非常熟悉。如果說古希臘文學給賀拉斯的營養主要是典故和技法，那麼泛希臘詩歌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詩學觀念。《頌詩集》第1部第6首可以說是這種觀念的精妙“表演”。這首詩是寫給屋大維最重要的將領阿格里帕（M. Vipsanius Agrippa）的。阿格里帕於公元前36年在瑙洛庫斯擊敗了龐培的兒子（Sextus Pompeius），於公元前31年贏得了阿克提翁戰役的勝利，於公元前21年娶了屋大維的女兒尤利亞。他曾被屋大維視為中意的繼承人。阿格里帕似乎抱怨過賀拉斯沒有把自己寫入他的詩中，賀拉斯在這首詩中做了辯解，稱自己沒有創作史詩的才能，無法勝任歌頌阿格里帕豐功偉績的重任，賀拉斯和維吉爾的朋友瓦里烏斯才是擅長史詩的詩人。亞亨仔細研讀了詩中仿寫和引用荷馬史詩的地方，認為此詩並非簡單的應酬之作，而是現身說法地呈現了賀拉斯的詩學觀念。表面上他是寫給阿格里帕，其實是以幽默的方式與瓦里烏斯展開詩學探討[11]。

你的勇敢，你征服敵人的偉業，自有
瓦里烏斯，邁奧尼亞的詩隼來稱頌，
銳不可當的士兵如何在馬背，在船頭，
在你的統領下屢建奇功。
 
而我，阿格里帕，不會吟唱這些，或者 5
不知讓步的佩琉斯之子的嚴重憤怒，
或者狡猾的尤利西斯在海上的漂泊，
或佩洛普斯血腥的家族。[12]
 
細弱的才能，宏大的主題：我的羞恥心
與掌管和平里拉琴的繆斯一道阻攔我  10
濫用愚鈍的天性，讓卓越愷撒的澤勛
與你的榮譽都被消磨。
 
誰的巨筆能描繪馬爾斯，身披鋼甲，
或者墨里俄涅斯，落滿特洛伊的黑塵，
或者堤丟斯之子，靠着助陣的密涅瓦 15
竟讓眾神也懼他三分？
 
歡樂的宴席，兇狠少女的戰鬥，才是我
詠嘆的內容，當青年人被削尖的指爪
追逐；無論心無所屬，還是熱情似火，
輕浮永遠是我的記號。 20

賀拉斯和前輩詩人卡圖盧斯一樣，深受泛希臘時期亞歷山大詩人卡利馬科斯的影響，認為史詩已經是一種過時的傳統，推崇以學識、機智和技巧為支撐的詩歌。卡利馬科斯最著名的一句話是，“雷霆是宙斯的事，不是我的事”（Fr. 1.20），他更喜歡開掘看似瑣屑的主題，以高難度的處理方式展現自己的才華。卡圖盧斯追隨他的做法，一生沒有創作傳統的長篇史詩，只寫了一首被後世奉為經典的微型神話史詩（Carmina 64）。卡圖盧斯之所以推崇卡利馬科斯，大概是因為他意識到了制約古羅馬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語言。以前的利維烏斯、奈維烏斯和恩尼烏斯等人走的都是史詩路線，作品的題材與規模使得他們無暇打磨仍嫌粗糙的拉丁語，要讓拉丁語成為與希臘語同樣優雅、柔韌、有包容性的語言，就必須先縮小作品的規模，將注意力集中到格律、句式、語彙、修辭等方面。賀拉斯繼承了以卡圖盧斯為代表的新詩派的美學，也極其強調詩歌的技藝，追求精雕細刻，精益求精。他在這首詩中也表明了這樣的立場。在第一節里，他推薦瓦里烏斯來稱頌阿格里帕，因為在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出版前，瓦里烏斯是古羅馬公認的史詩第一人，這樣的謙遜似乎在情理之中。賀拉斯在第二節里又聲稱自己“細弱的才能”無法勝任“宏大的主題”，創作史詩只會有損於“卓越愷撒的澤勛”和阿格里帕的“榮譽”。第三節以設問的方式突出了史詩創作之難。然而，這裡的“誰”不僅僅包括賀拉斯本人，也包括其他詩人，隱含的意義似乎是，即使瓦里烏斯也不能勝任史詩創作。這就不再是謙辭拒絕，而是表達一種詩學觀點了。

為了“證明”自己不擅長史詩創作，賀拉斯故意歪曲了荷馬作品的情節和風格，戲仿了蹩腳史詩詩人難以駕馭題材和風格的窘狀，然而這些歪曲本身卻是建立在豐富的學識基礎上，並且在另一個層次上受到賀拉斯的完美控制，體現了亞歷山大詩歌“在模仿中反對”（oppositio in imitando）的特徵[13]。第6行的“佩琉斯之子” 即阿喀琉斯，阿喀琉斯的憤怒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開篇的內容，在特洛伊戰爭中，他因為與統帥阿伽門農爭奪女奴而拒不參戰，給希臘聯軍造成了嚴重損失。評論者早已注意到這行在風格上的問題，“憤怒”對應的拉丁詞stomachus並不文雅，是口語，荷馬的原詞mēnis卻是高貴的史詩語體，“佩琉斯之子”（Pelidae，屬格）的父稱形式（patronymic）也是傳統的史詩表達方式，風格的衝突形象地表明了賀拉斯不願寫這樣的題材。為了體現原詩風格上的不協調，這行詩的中譯“不知讓步的佩琉斯之子的嚴重憤怒”也故意用了比較蹩腳的節奏和“嚴重憤怒”這樣不美的搭配。亞亨認為，stomachus這個詞並非翻譯mēnis，它或許對應《伊利亞特》（9. 678）中的cholon（怒氣）一詞，當時奧德修斯正在向阿伽門農彙報與阿喀琉斯的交涉結果。亞亨解釋道，賀拉斯似乎無法直接翻譯mēnis，而是用cholon替換並翻譯了後一個詞，荷馬也曾用過希臘語詞stomachos（轉寫後就等於拉丁語的stomachus），意思卻是“喉嚨”。這種糾結的詞語關係很有喜劇色彩，一方面它似乎表明，對荷馬缺乏透徹的了解就會“背叛”他的傳統，另一方面卻顯示了賀拉斯用荷馬元素創造非荷馬效果的才能。在史詩中的缺點或許可以變為抒情詩中的優點。

第7行概括了奧德修斯（尤利西斯是其拉丁名字）在海上的漂泊。“狡猾”對應的拉丁原文是duplicis（主格duplex），本特萊認為，與拉丁詞duplex對應的希臘詞diplous是可以形容人的品格的，但拉丁語中duplex卻不能這樣用。亞亨也相信，用duplex形容人狡詐是希臘式表達法。《奧德賽》中形容奧德修斯的原詞polutropos（足智多謀）一般被認為是褒義詞，用duplex翻譯顯然不妥，似乎暗藏玄機。《奧德賽》的古代註疏提到了古代哲學家安提西尼（Antisthenes）的觀點，他認為polutropos表明了性格的雙重性，含有貶義，與此相對，荷馬筆下的阿喀琉斯卻是單純（haplous）而高貴（gennadas）的。也即是說，性格複雜、思慮太多意味着為人不誠實。賀拉斯以polutropos和haplous的對立為基礎，故意把polutropos理解為希臘語的diplous，然後把diplous譯成拉丁文的duplex。這種譯法不僅扭曲了奧德修斯的正面形象，而且也很可笑，彷彿賀拉斯連最基本的希臘語前綴polu-（意為多）都不懂，竟然跟拉丁語表示“二”的前綴du-畫上了等號[14]。賀拉斯用這種方式再次“證明”了自己不勝任史詩寫作，同時也揶揄了某些看似博學、其實歪曲了荷馬原義的二流詩人。

13－16行花樣更多。一方面，如康馬傑所說，這一節的嫻熟技巧表明賀拉斯足以寫出優秀的史詩[15]；另一方面，如亞亨所發現的，這段文字並非純正的史詩風格，而是和第二節一樣，存在與荷馬傳統衝突的元素。他認為，這一節不是泛泛地列舉荷馬史詩中的戰鬥場面，而是專門影射《伊利亞特》第五卷中戰神阿瑞斯（Ares，即羅馬神話中的馬爾斯）與希臘勇士狄俄墨得斯（Diomedes，第15行所說的“堤丟斯之子”）對峙的場景，在《伊利亞特》中，狄俄墨得斯曾受到雅典娜（密涅瓦）的激勵和幫助，攻入敵人陣中，並擊傷了阿佛洛狄忒（維納斯）和阿瑞斯（馬爾斯）兩位神[16]。亞亨特別指出，荷馬史詩中戰神的鎧甲是青銅製成的，而非第13行的“鋼甲”，後者的典故出自赫希俄德《神譜》（161－162行），因而是非荷馬的元素。赫希俄德也是亞歷山大詩人尊崇的古代權威，甚至被視為卡利馬科斯的先驅。賀拉斯或許是故意用赫希俄德來“反”荷馬。不僅如此，“鋼甲”之“鋼”（adamans）的詞源義是“不可戰勝的”，然而在這個場景中，戰神卻傷於一個凡人之手，因而這個詞有反諷的味道。

墨里俄涅斯出現在這裡也很奇怪，因為這一節中其他三位人物——馬爾斯、雅典娜和狄俄墨得斯都與同一個場景有關，墨里俄涅斯卻與此無關。“落滿特洛伊的黑塵”也不符合荷馬的傳統，與“塵”（pulvere）對應的希臘詞konis在《伊利亞特》中出現了71次，但主要描寫死亡、比賽和戰鬥場景，從未形容人，而且在僅有的一次提到顏色的地方，軍隊也是因為塵土而變“白”，賀拉斯為何用“黑”？亞亨認為，就像第二節中的“誤譯”一樣，賀拉斯在這裡可能也是故意犯錯。墨里俄涅斯的位置其實應當由斯泰涅洛斯（Sthenelus）佔據。斯泰涅洛斯是狄俄墨得斯的戰車手，當狄俄墨得斯和戰神阿瑞斯對陣時，雅典娜前來助他，她首先將斯泰涅洛斯踢翻在地[17]。如果我們把墨里俄涅斯看成斯泰涅洛斯的話，上文因為塵土而變黑的說法就好理解了。兩個名字之所以會混淆，與《伊利亞特》的古代註疏有關，在2.96的注釋中，注者稱狄俄墨得斯的傳令官也叫墨里俄涅斯。值得一提的是，在賀拉斯《頌詩集》的另一處[18]，斯泰涅洛斯、狄俄墨得斯、墨里俄涅斯三個人的名字同時出現了。賀拉斯的策略是用非荷馬的元素修正荷馬，用學究式的方式來犯假學究的錯誤，造成詼諧幽默的效果，具體地呈現了亞歷山大詩學的特徵。

學識是泛希臘傳統極為推崇的素質，賀拉斯的學識不僅體現在上述對史詩的戲仿中，也反映在其他一些細節里。例如第2行的“邁奧尼亞的詩隼”應當指荷馬，因為荷馬的出生地通常認為是斯密爾納（Smyrna），該城屬於呂底亞（Lydia，古名Maeonia，邁奧尼亞）地區。但在賀拉斯之前，無論希臘文學還是羅馬文學中都沒有用Maeonius（邁奧尼亞人）指代荷馬的先例，甚至用Maeonides（邁奧尼亞之子）稱荷馬的例子在古希臘文學中也極其罕見[19]。賀拉斯很可能是開了一個博學的玩笑，因為荷馬的別稱Maeonides只有少數亞歷山大詩人才知曉。

在作品的最後一節，賀拉斯為自己劃定了詩歌疆域，宣布自己要歌詠的內容是“歡樂的宴席，兇狠少女的戰鬥”，並且聲稱“輕浮永遠是我的記號”。這樣的宣言帶有鮮明的亞歷山大詩歌和羅馬新詩派的印記。賀拉斯和卡利馬科斯、卡圖盧斯一樣，決心將主要精力用於創作與宏大史詩相對的“輕型詩歌”——以愛情和友誼為主要內容的私人化詩歌，他的繆斯是“掌管和平里拉琴的繆斯”，“兇狠少女的戰鬥”是和平的戰鬥。整首詩的風格也充分體現了卡圖盧斯所概括的亞歷山大詩歌的特質：魅力（lepor）與風趣（facetia）。

公元前1世紀，羅馬詩歌出現了明顯的希臘化趨勢，古希臘和泛希臘傳統成為詩人們的基本素養，新的羅馬傳統正在成型。崇尚技巧的賀拉斯雖然對古代的羅馬詩人多有微詞，卻頗為欣賞略早於他和與他同時代的一批詩人。前文已涉及維吉爾，這裡主要討論盧克萊修和卡圖盧斯對他的影響。

賀拉斯對盧克萊修的長詩《物性論》（De Rerum Natura）非常熟悉，在作品中多次引用其中的觀點和意象。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1首中，賀拉斯寫道：“所以我們很少聽誰說，他幸福地活過，/ 一生的時光都沒有缺憾，當他告別 / 生命的宴席時，就像酒足飯飽的賓客。”（117－119行）這個意象出自《物性論》（3.938）。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3首里，賀拉斯追溯了法律的起源（99－114行），他不相信有某種形而上的正義存在，正義和不義都是基於人類的功利，是法律和道德所做的人為區分。在趨利避害本能的驅使下，人把對自己有利的定義為正義，不利的定義為不義，並用法律規定下來。他的觀點基本重複了盧克萊修《物性論》的相關段落[20]。賀拉斯對神的看法也與盧克萊修相仿，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5首末尾，他聲明，“我知道眾神過得平靜愜意，/ 倘若自然製造了奇蹟，一定不是 / 他們心緒不寧，從天界穹頂降下來的”（111－114行），這裡化用了《物性論》的詩句：“我認為，人類不是一根金線 / 從上界降到大地的”[21]，並且繼承了他反對“神意”觀念的立場。

賀拉斯雖然從卡圖盧斯的詩歌中汲取了許多營養，但在作品中總是刻意迴避卡圖盧斯的名字，唯一出現這位詩人名字的地方似乎也語氣不恭：“那隻蠢猿 / 只學會了背誦卡爾伍斯和卡圖盧斯。”[22] 字面意思很容易讓人覺得賀拉斯是借諷刺一位無知的傢伙表達對卡圖盧斯及其詩友卡爾伍斯的輕蔑之情。烏爾曼指出，“博學”（doctus）一詞可以有雙重解讀，作為動詞docere（“教”）的過去分詞，它表示“被教”或者“學會”的意義，但賀拉斯將它放在卡爾伍斯和卡圖盧斯兩個名字中間，會讓讀者聯想起羅馬人贈給這兩位新詩派詩人的封號——“doctus”（形容詞，意為“博學”），一個言必稱卡圖盧斯的傻瓜恰好與卡圖盧斯的眼界形成了鮮明對照。所以，這裡的輕蔑或許並非針對卡圖盧斯[23]。更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自這首詩本身。烏爾曼詳細分析了賀拉斯在這首詩中所表達的詩學主張，發現它們與卡圖盧斯的觀點基本一致，都推崇簡潔、機巧、節制等品質[24]。即使賀拉斯出於後輩詩人的好勝之心的確對卡圖盧斯有所不敬，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卡圖盧斯的詩歌美學。從詩歌的主題看，賀拉斯顯然有受惠於後者的地方。他“摘下今日”（carpe diem）的靈感（Odes 1.11.8）顯然來自卡圖盧斯 “讓我們盡情生活愛戀”的呼籲（Carmina 5.1）和 “時間飛逝”（abit dies）的反覆催促（Carmina 61）。他的《頌詩集》第3部第30首與卡圖盧斯第68b首開篇部分關注的同樣都是時間對物質形體的侵蝕與精神產品的不朽。

更突出的例子是《頌詩集》第1部第22首：

一個人倘若品行正直，不沾上
任何邪惡，弗斯庫啊，那麼毛利人的[25]
投槍、短弓和盛滿毒羽的箭囊，
他都可拋舍，
 
無論他遠赴酷熱的西爾特斯，[26]  5
還是艱苦嚴苛的高加索，抑或
神奇的希達斯佩河沐浴的土地，
遙遠的傳說。
 
手無寸鐵的我在薩賓的森林裡[27]
竟讓一隻狼驚逃，當時我歌吟着 10
鍾愛的拉拉格，心中全無警惕，
恍然越了界，
 
如此的怪物，尚武的多尼亞不曾[28]
在它廣闊的橡樹林中養育過，
尤巴王乾旱的國土，獅子的故鄉，[29] 15
也未見出沒。
 
任你將我置於沒有暖風、
沒有綠樹生機的遲滯原野，
世界之極，被霧雲和陰鬱的天空
終年壓迫；[30]  20
 
任你將我置於太陽神車輿
近在咫尺、無人居住的荒漠：
我仍要愛我笑靨甜美、笑語
甜蜜的拉拉格。[31]

這首詩和卡圖盧斯《歌集》第11首、第51首一樣，都以薩福詩節的格律寫成。在羅馬愛情哀歌的傳統中，戀愛者常常是外力無法傷害的，故有“神聖的戀愛者”（sanctus amator）之說，賀拉斯在這首詩中便扮演了此種角色，他列舉了羅馬人已知世界的四極和異族之國，以嚴酷的自然和殘忍的蠻夷來反襯自己不受侵犯的魔力和堅持創作愛情詩的決心。詩中藏着的許多秘密要與卡圖盧斯的兩首詩作對比才能發現。在《歌集》第11首中，卡圖盧斯已經對戀人萊斯比婭（Lesbia）徹底絕望，個人世界也因而面臨崩潰，他似乎決定以遠行來忘記失戀的傷痛。這段想象的旅程始於東方的印度，然後一直向西到達不列顛，和賀拉斯的作品一樣，它涵蓋了古希臘、泛希臘和古羅馬地理世界的各個極點，詩中的卡圖盧斯同樣毫不畏懼艱險的自然環境和剽悍驍勇的異族人（1－12行）：

弗里，奧勒里，卡圖盧斯的夥伴，
無論他是向遙不可及的印度進發——
那裡，浪濤拍擊着東方的崖岸，
發出悠長的喧嘩——
 

還是去赫卡尼亞或陰柔的阿拉伯，5
還是去薩凱或精於箭術的帕提亞，[32]
還是去七重尼羅河所渲染的平原，[33]
以其渾黃的泥沙——
 
還是追尋偉大愷撒留下的足跡，
徒步穿越高峻的阿爾卑斯山， 10
直至高盧的萊茵河、可怖的海峽
和世界盡頭的不列顛——[34]

賀拉斯選擇的名詞與卡圖盧斯的作品有許多呼應之處。卡圖盧斯用印度代表極東，賀拉斯則用具體的希達斯佩河來替換，希達斯佩河是印度河東邊的五條支流之一，長期以來被視為亞歷山大大帝遠征的東極。極西在卡圖盧斯筆下是不列顛，在賀拉斯詩中則是“尤巴王乾旱的國土”，因為尤巴二世的封地在非洲西海岸的毛里塔尼亞。賀拉斯對極北和極南之地的描繪取自古希臘神話，卡圖盧斯則取自現實中的羅馬帝國，北部邊界在萊茵河，南部邊界在埃及。卡圖盧斯提到了愷撒穿越阿爾卑斯山，賀拉斯則以高加索的地名影射了另一位羅馬將軍，因為最先到達高加索的羅馬將軍是龐培[35]。至於蠻族的代表，賀拉斯詩中有精於箭術的毛利人，卡圖盧斯則提到了帕提亞。

如果說上述的對應都是隱含的，那麼賀拉斯在詩歌結尾則毫無疑義地引用了卡圖盧斯《歌集》第51首里的措辭。那首詩的前兩節如下（1－8行）：

那人在我眼裡，彷彿神一般，
那人，甚至神都不能與他比，
他坐在你的對面，一遍遍
看着你，聽着你
 
笑靨甜美，笑語甜蜜——可憐的  5
我，卻失去了所有知覺：因為
一見到你，萊斯比婭，我
就再說不出話來，

其中第5－6a行的原文是“spectat et audit / dulce ridentem”，spectat（看）對應着形，audit（聽）對應着聲，所以卡圖盧斯的說法與賀拉斯的措辭“笑靨甜美、笑語甜蜜”（dulce ridentem… dulce loquentem）是完全對應的。不僅如此，兩人給自己的戀人所起的名字也有關聯，“拉拉格”（Lalage）和“萊斯比婭”（Lesbia）都是希臘名字，都以字母L開頭，都包含六個字母，古羅馬愛情詩有一個傳統，就是虛擬的情人名字和對應的真實名字應包含同樣數量的字母，卡圖盧斯的萊斯比婭（Lesbia）對應着克羅迪婭（Clodia），賀拉斯的拉拉格（Lalage）則可能對應着萊斯比婭（Lesbia），卡圖盧斯的萊斯比婭有克羅迪婭這個真實的原型，其虛擬的名字來自薩福的出生地萊斯博斯島（Lesbos），卡圖盧斯藉此向這位古希臘女詩人致敬。賀拉斯的“拉拉格”在希臘語中意為“饒舌”，所以詩中添了“說”（loquentem）這個動詞。“說”意味着表達，意味着詩歌創作，賀拉斯的拉拉格或許並非對應着某個現實人物，而是影射卡圖盧斯的萊斯比婭形象和她所代表的愛情詩。通過Lalage－Lesbia－Lesbos這個意指鏈條，賀拉斯確認了從薩福到卡圖盧斯再到自己的整個抒情詩傳統。這首詩雖然直接脫胎於卡圖盧斯，但因為卡圖盧斯師法古希臘的薩福，詩觀又源於泛希臘的卡利馬科斯，所以我們可以說，賀拉斯實際上整合了三個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頌詩集》第1部第22首是賀拉斯詩學的一個範本。

[1] Odes 3.30.13-4a; Epistles 1.19.32-3a.

[2] Ars Poetica 73-4.

[3] Ars Poetica 140-52.

[4] 安提法忒斯（Antiphates），萊斯特律戈涅斯王，他曾當場吃掉前來刺探的奧德修斯的同伴，見《奧德賽》（10.100ff.）。基克洛普斯（Cyclopes），西西里獨眼巨人族，火神伏爾甘的奴僕，見《奧德賽》（9.160ff.）。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海神波塞頓和大地女神蓋亞的女兒，是守護墨西拿海峽另一側的漩渦怪。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都見《奧德賽》（12.87ff.）。斯庫拉（Scylla），吃水手的女海妖，有六個頭十二隻手，腰間纏繞着一條由許多惡狗圍成的腰環，守護着墨西拿海峽的一側。墨勒阿革（Meleager），因狩獵卡呂冬的野豬而聞名。狄俄墨得斯（Diomedes），特洛伊戰爭中希臘一方的著名勇士，阿戈斯國王，墨勒阿革是他的叔叔。宙斯化身為天鵝與麗達交配後，她生下了兩個蛋，從裡面孵出了海倫、克呂泰涅斯特拉、卡斯托和珀魯克斯。海倫被劫就是特洛伊戰爭的導火索。

[5] 克呂西波（Chrysippus）是斯多葛派的代表，克蘭托爾（Crantor）是學園派的代表。

[6] 伊利昂是特洛伊的別名。

[7] Epistles 1.2.1-16.

[8] Fraenkel, Horace 277-83.

[9] John F. Miller, “Horace’s Pindaric Apollo (Odes 3.4.60-4),”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48.2 (1998): 545-52.

[10] N. T. Kennedy, “Pindar and Horace,” Acta Classica, 18 (1975): 9-24.

[11] Charles F. Ahern, Jr., “Horace’s Rewriting of Homer in ‘Carmen’ 1. 6,” Classical Philology, 86.4 (1991): 301-14.

[12] 佩洛普斯家族指Tantalus、Pelops、Atreus、Thyestes、Agamemnon、Orestes等人，欺詐與謀殺始終伴隨着這個家族，為古希臘悲劇提供了豐富的題材。維克哈姆指出，賀拉斯此處可能也影射了瓦里烏斯的悲劇《梯厄斯忒斯》（Thyestes）。

[13] Ahern, “Horace’s Rewriting of Homer in ‘Carmen’ 1. 6” 302.

[14] Ahern, “Horace’s Rewriting of Homer in ‘Carmen’ 1. 6” 304-5.

[15] Commager, The Odes of Horace 114.

[16] Ahern, “Horace’s Rewriting of Homer in ‘Carmen’ 1. 6” 306.

[17] Iliad 5. 835-7。

[18] Odes 1.15.23-8。

[19] Howard Jacobson, “Horace’s Maeonian So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08.4 (1987): 648.

[20] De Rerum Natura 5.780-1457.

[21] De Rerum Natura 2.1153-4.

[22] Satires 1.10.18b-9.

[23] B. L. Ullman, “Horace, Catullus, and Tigellius,” Classical Philology, 10.3 (1915): 284.

[24] Ullman, “Horace, Catullus, and Tigellius” 284-94.

[25] 弗斯庫指賀拉斯的好友阿里斯提烏·弗斯庫（Aristius Fuscus）。古羅馬注者稱他為喜劇作家、悲劇作家和博學的語法學家。毛利人是古羅馬時居住在北非西部的民族，羅馬曾設毛里塔尼亞行省（Mauretania），後來所謂的摩爾人（Moors）便是他們的後代。

[26] 西爾特斯，注者對其具體所指有爭議，它或者指北非海岸附近險灘密布的兩個海灣（大西爾特斯和小西爾特斯，今日的西德拉灣和卡貝斯灣），或者指更靠近內陸的流沙肆虐的荒原。

[27] 賀拉斯的農場在薩賓地區。

[28] 多尼亞即阿普里亞地區，賀拉斯的家鄉。

[29] 尤巴王是北非的努米底亞的君主。尤巴一世曾站在小加圖一邊反對愷撒，塔普蘇斯戰役失敗後，尤巴一世自殺。襁褓中的尤巴二世被送往羅馬當人質。他長大後多次跟隨屋大維征戰，公元前25年被重新授予王位，但封地改到了毛里塔尼亞。

[30] 17－20行反映了古羅馬世界對極北世界的想象。

[31] 古希臘羅馬世界的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科學家（如普林尼）和詩人都相信，氣候的炎熱由某地距太陽的遠近決定，而不是陽光的角度。這裡賀拉斯想象自己被置於極南之地。

[32] 赫卡尼亞是居住在裏海南岸的民族；古羅馬人從阿拉伯人那裡進口了許多奢侈品，所以推測他們性格陰柔；薩凱人住在伊朗北部；帕提亞王國在小亞細亞境內，與古羅馬帝國東部接壤，其軍隊擅長射箭。

[33] 因為尼羅河有七個入海口。

[34] 萊茵河被看作古羅馬的北部邊界，“可怖的海峽”指英吉利海峽，不列顛是羅馬征服的最西之地，所以被稱為“世界盡頭”。

[35] Zumwalt, “Horace, C. 1.22: Poetic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