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精神内涵上，贺拉斯决心成为罗马民族的代言人，但在诗歌的技艺上，一方面，他秉承了亚历山大诗歌和罗马新诗派的传统，拒绝被大众的趣味所左右，“坦然堵上对朗诵者敞开的耳朵”[1]，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看重内行的评论者的意见[2]：

正直睿智的人会批评无生气的诗句，445
指责刺耳的诗句，碰到凌乱的诗句
他会横过笔涂上黑线，他会删除
唬人的装饰语，强迫你照亮晦暗之处，
谴责含混的措辞，标出该修改的地方，

不仅如此，一位优秀的诗人应该是自己作品最严厉的评论家。在《书信集》第2部第2首中，贺拉斯如此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诗人（109－125行）：

可是谁若想写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当他拿起蜡版，就要充任严格的[3]  110
审查官，发现任何词语没有光彩，[4]
没有分量，配不上它们荣耀的地位，
都要有驱逐的决心，尽管它们不愿
离开，并且一直在维斯塔神庙盘桓。[5]
长久被民众遗忘的那些生动语汇，115
他会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给它们光辉，
虽然古时的加图和柯特古斯曾用过，[6]
却在荒芜的岁月中被层层锈迹掩没。
他也会挑选人们新近发明的词语。
汹涌清澈，他最像纯净的河流，倾泻出 120
所有语言的财富，赠予拉提乌姆。
他遏制无序的蔓延，用适当的文雅滋育
过度的粗陋，清除缺乏力量的一切。
他似乎在游戏，却饱受折磨，就像舞者
时而扮森林神，时而扮粗野的独眼巨人。125

在这样的反复打磨中，贺拉斯逐渐创造出一种鲜明的个人风格，其最大特点是通过诗人自己的变形与隐身，在作品中隔离出一个意义复杂暧昧的中间地带。虽然他的多数诗歌中都有“我”的声音和看似明确的立场，但这是极具欺骗性的，借助词语、句法、修辞和叙事手段，贺拉斯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按照泽特泽尔的说法，贺拉斯“是古代最具反讽性和矛盾性的诗人……无论整体还是局部，他作品的突出特征都是有意识的反讽和含混”[7]，所以不能轻易相信他的任何话。这一点是贺拉斯的众多崇拜者和模仿者（尤其在新古典主义时代）未曾觉察的，但在重新将技艺视为诗歌核心的后浪漫主义时代，贺拉斯终于找到了知音。例如现代主义巨匠奥登在1973年的《感恩》（“A Thanksgiving”）一诗中便将贺拉斯和歌德并列为他晚年的“导师”，称他“诗艺最纯熟”（22－23行）[8]。

[1] Epistles 2.2.105.

[2] Ars Poetica 445-9.

[3] 罗马人写初稿用蜡版，便于修改，定稿后才誊到纸草上。

[4] 古罗马的审查官（censor）主要负责人口和财产统计，确定选举和被选举资格，监督公共道德和部分公共财政，任审查官的人往往以严苛著称。

[5] “在维斯塔神庙盘桓”的含义从古罗马到今天都没有确定的说法。或许贺拉斯的意思是，哪怕这些词语属于罗马诗歌传统最受尊崇的部分，如果对作品的艺术效果无益，也要忍痛去掉。

[6] 老加图一直被后代作家视为早期拉丁散文的典范，柯特古斯（M. Cornelius Cethegus）也曾获得恩尼乌斯（Ann. 306）和西塞罗（Brut. 15.57）的称赞。

[7] J. E. G. Zetzel, “Horace’s Liber Sermonum: The Structure of Ambiguity,” Arethusa, 13 (1980): 63, 73.

[8] Auden, Collected Poems 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