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二節 文化論爭

關於本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古羅馬的知識界爭執了數百年。與卡圖盧斯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論爭可以概括成三種:希臘文化與羅馬文化之爭,亞細亞風格與阿提卡風格之爭,新詩派與傳統派之爭。

由於前文所述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羅馬文化都遠遠落後於希臘。在軍事上征服希臘以後,古希臘的文學、藝術、哲學大量傳入羅馬,羅馬人也有機會親身到希臘學習,逐漸意識到了兩種文化之間的差距。公元前3世紀到2世紀,羅馬上層對待希臘文化主要有兩種態度,一種認為羅馬的文化與軍事、政治一樣領先於希臘,至少無需向希臘學習;另一種則認為雖然羅馬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天賦非希臘所及,在文化上卻不如希臘。兩種觀點分別找到了強有力的領袖。反希臘派的代表是老加圖。他認為希臘文化的傳播會破壞羅馬質樸陽剛的道德風尚,對本國傳統構成威脅,必須加以遏制。雖然他自己通曉希臘文化,卻堅持認為羅馬人不可深入研究,以免遭受污染。在擔任審查官(censor)期間,他利用手中的權柄推動制定反希臘文化的法令,阻止親希臘的人物涉足政壇,竭力維護羅馬傳統的純潔。後一派主要團結在斯基皮奧家族周圍。以擊敗迦太基將領漢尼拔(Hannibal,248 — 183/182 BC)聞名的老斯基皮奧(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235 — 183 BC)不僅能閱讀希臘文,還用希臘文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徹底摧毀迦太基的小斯基皮奧(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Numantinus,185 — 129 BC)是前者的嗣孫,他扶植了一批親希臘的文人,包括希臘裔的歷史學家波呂比俄斯(Polybios,c.203— 120 BC)、詩人恩尼烏斯和盧基里烏斯、劇作家泰倫斯以及“智者”萊利烏斯(Gaius Laelius Sapiens,c.188 — 129 BC)。他們希望通過主動吸收希臘文化的精髓,能儘快改變羅馬文化的落後局面。

親希臘派逐漸佔了上風。到了公元前1世紀後期,賀拉斯已經能毫無顧忌地宣稱,被征服的希臘反過來征服了野蠻的羅馬[1]。卡圖盧斯雖然在詩歌方面從希臘受惠良多,卻反對過分依賴希臘,破壞拉丁語的純潔。與後代的許多羅馬詩人不同,他較少使用來源於希臘語的拉丁詞。在第84首中他嘲諷了那些“忘本”的親希臘派。這首詩中的阿利烏斯竭力模仿希臘語發音來附庸風雅,結果適得其反。在早期拉丁語中輔音都不送氣,但後來受到古希臘文化的影響,許多上層人士開始把ch、th、ph中的[h]發出來,以顯示自己的希臘修養,但阿利烏斯做過了頭,在沒有[h]音的地方也加上[h]音,而且非常用力。當他不在時,所有深受折磨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他去了敘利亞,所有耳朵都放了假:
那些音節重新變得舒緩而溫柔,
從此再也沒有“恨”,再也不害怕——
10    突然,有人捎回一條恐怖的消息,
愛奧尼亞的波浪,自打他經過那裡,
就從“愛奧尼亞”變成了“害奧尼亞”。[2]

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的演講術高度繁榮,演說家們逐漸形成了兩大陣營,他們之間的論爭被稱為亞細亞派與阿提卡派之爭。亞細亞派(Asiatici)以霍爾騰西烏斯(Quintus Hortensius Hortalus,114 — 50 BC)為代表,提倡通過繁複的語彙和修辭實現莊嚴的風格,阿提卡派(Attici)以卡爾伍斯為代表,主張語言應當簡潔雅緻,去掉一切不必要的裝飾。西塞羅的立場居於中間,但他對阿提卡派的批評更為嚴厲。他認為羅馬的阿提卡派並未真正領會他們的宗師、古希臘演說家呂西阿斯(Lysias)的精髓。他用“瘦削”(tenuitas)來比擬呂西阿斯的風格,但指出其“瘦削”並不影響其“健康”(valetudo bona),並且“瘦削”中還有“力量”(lacerti)[3]。在西塞羅看來,老加圖才是羅馬演說家中與呂西阿斯神似的人[4],而在古希臘的演說家中,他所效法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同樣可稱為阿提卡派[5]。簡言之,羅馬的“阿提卡派”將原本多樣化的阿提卡風格簡化為一種,他們的作品缺乏血肉與筋骨,難以吸引聽眾。

卡圖盧斯與霍爾騰西烏斯、卡爾伍斯都是朋友,也與西塞羅相識,但他的立場無疑是偏向阿提卡派的。在第53首中,他借一位旁聽者之口稱讚了卡爾伍斯的演說才能,“天,這小人兒口才真不錯!”[6] 當時卡爾伍斯作為律師出庭指控瓦提尼烏斯[7]。“小人兒”(salaputium)既指他的身材,也暗示他簡練的演說風格。然而,學界並不確知salaputium一詞的意思,維斯推測它可能是奧斯坎語[8]的一個詞,由sala(“鹽”)和putium(“凈化”)兩部分組成。在拉丁語和許多西方語言中,“鹽”都可以指人說話機智詼諧。“凈化”的“鹽”可以比喻這種品質的程度之高。維斯還提出,disertum(“雄辯”)不僅可以形容人,也可形容人的話。所以salaputium disertum就是稱讚卡爾伍斯的演說極其高妙。西塞羅說大眾不會喜歡阿提卡派,卡圖盧斯在這首詩中卻找了一個說話帶方言腔的“鄉巴佬”來稱讚卡爾伍斯,這有兩個效果:一個是喜劇效果,雖然他語言土裡土氣,卻有很高的文學鑒賞力,能體會到阿提卡派的妙處;另一方面,卡圖盧斯也用活生生的例子駁斥了西塞羅的觀點,證明阿提卡派的風格也能贏得大眾的心[9]

第95首雖然不是討論演說風格的,但也能看出卡圖盧斯對待亞細亞和阿提卡兩派的態度。朋友欽納創作微型史詩《斯密爾納》“從動筆 / 到最終完成,過了九個秋天和冬天”,而沃魯西烏斯“只需一年時間 / 就能吐出五十萬行陳腐不堪的句子”。卡圖盧斯預言,“白髮的世紀將久久展讀”《斯密爾納》的“捲軸”,而“沃魯西烏斯的史詩將在帕杜斯河邊枯朽”[10]。可以說,欽納遵從的是阿提卡派的創作原則,而沃魯西烏斯則代表了繁冗的亞細亞派。

即使對持中間立場的西塞羅,卡圖盧斯也並不友好。第49首致西塞羅的詩充滿了反諷:

羅慕路斯的所有後裔里,過去、
現在、未來所有數不盡的後裔里
口才最最優秀的馬庫斯·圖利烏斯[11]
卡圖盧斯這位最最蹩腳的詩人
5   向你致以最最真誠的謝意,
他是多麼最最蹩腳的詩人,
你就是多麼最最卓越的律師。[12]

從語法上說,全詩的主要內容都包含在4-5行中:“卡圖盧斯向你表示最深切的感謝”。卡圖盧斯卻在前後加了五行詩,顯然與新詩派精鍊的詩風相悖,應當是一種戲擬。詩中誇張的吹捧和誇張的自我貶損很可疑,“羅慕路斯的後裔”這種史詩措辭與語境相悖,對西塞羅嚴肅的稱呼和第三人稱的自指也淡化了致謝的情感。整首詩很可能是在故意模仿西塞羅的演說風格,顯然卡圖盧斯把西塞羅划到了亞細亞派的陣營。詩的最後一行或許還語帶機鋒。“最最卓越的律師”原文為optimus omnium patronus,如果我們重讀omnium,則可能激活omnium patronus(“所有人的律師”)的一種特殊含義,指沒有道義原則、可以為任何人辯護的律師[13]。因為西塞羅曾是控告瓦提尼烏斯的主力,後來卻又做過為他辯護的律師,卡圖盧斯可能譏諷西塞羅立場變化太快。如果是這樣,這首詩的諷刺味道就更濃了。

西塞羅不僅對演講術的阿提卡派持批評態度,對詩壇的“新詩派”也頗為不屑,就連“新詩派”這個詞都是他首先用來影射卡圖盧斯等詩人的。公元前50年,西塞羅給好友阿提庫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112 — 35/32 BC)寫信談及自己在意大利南部的旅程時,杜撰了一行令人費解的詩:flavit ab Epiro lenissimus Onchesmites(直譯為“從埃皮羅斯吹來了最輕柔的昂克斯密忒斯”)。埃皮羅斯(Epiros)是希臘西北部瀕臨愛奧尼亞海的一個地區,“昂克斯密忒斯”(Onchesmites)來自“昂克斯莫斯”(Onchesmos),埃皮羅斯地區的一個城市。根據flavit(“吹”)的意思,“昂克斯密忒斯”應當借指從昂克斯莫斯方向吹來的風。緊接着西塞羅便對阿提庫斯說:hunc spondeiazonta si cui voles ton neoteron pro tuo vendito[14](“你把這行揚揚格的詩隨便賣給哪位新詩人吧!”)這裡的“揚揚格詩句”(spondeiazonta,賓格)和“新詩人”(ton neoteron,複數屬格)用的都是希臘文,表明了西塞羅厭惡這些詩人的原因。泛希臘時期的亞歷山大詩歌最愛使用冷僻的人名和地名,並據此生造詞語,西塞羅這行詩的格律也是仿效亞歷山大詩歌,而非羅馬詩歌的常規。這裡西塞羅雖然沒有點名,但當時的讀者應能發現,這行詩的風格與卡圖盧斯某些長詩(例如第64首)較為接近,而且他與亞歷山大詩歌的關係也的確密切。五年以後,西塞羅再次表達了對亞歷山大詩歌追隨者的不滿,稱他們為“歐佛里昂的吹鼓手”(cantores Euphorionis)[15],背叛了恩尼烏斯的偉大傳統。此外,他還曾用拉丁文的“新詩人”(poetae novi)[16]指代這些詩人。

有學者做過研究,發現古希臘和羅馬的語法學家和評論家經常使用“新作家”(neoteroi或對應的拉丁語形式neoterici)的說法,而且往往帶有“不如傳統”的貶義[17]。作為一個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保守派,西塞羅使用hoi neoteroi和poetae novi或許還有另一層用意。“新”在拉丁語中常常是一個否定性的詞語,“革命”(res novae)意味着威脅原有的穩定秩序,製造混亂,是攻擊和迫害政敵時慣用的罪名。“新詩人”的稱謂或許也暗示這些詩人潛在的顛覆性。亞細亞派和阿提卡派之爭只是風格之爭,一個重要的證據是,西塞羅雖然不贊同卡爾伍斯的演說風格,卻充分肯定其才華[18]。新詩派與傳統詩派之爭卻是文學觀甚至倫理觀之爭。西塞羅之所以高度評價恩尼烏斯,不僅是因為兩人的風格追求一致,更因為後者所堅持的史詩路線在西塞羅看來是延續羅馬傳統、塑造民族意識的康庄大道。以卡圖盧斯為代表的新詩人卻指向一個私人化寫作的未來,這種詩歌拒絕承擔“國家”使命,只關注個人生活中的友情、親情與愛情,其氣質也不是金戈鐵馬般的陽剛,而是沉溺詩酒之間的陰柔。兩種詩歌幾乎是針鋒相對,沒有妥協的餘地,只有後來的屋大維才有魄力和手腕將二者同時包容於他所建立的帝國文學秩序中。

所謂的新詩派只是一個鬆散的群體,一些朋友因為共同的愛好和美學趣味互相欣賞,互相支持,在詩壇上形成了一股力量。卡圖盧斯的《歌集》表明,這一群體還包括卡爾伍斯、欽納、凱奇利烏斯(Caecilius)[19]等人。卡圖盧斯顯然很欣賞這些同道,與此同時,他對堅持舊美學的詩人深感厭煩。他在第22首中描繪了一位文質彬彬的蘇費努斯(Suffenus),但此人一下筆,立刻顯得笨拙俗氣。在第14首中,卡爾伍斯搜羅了許多同時代的劣詩,作為農神節的禮物送給卡圖盧斯,他決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機靈鬼,我決不會這樣饒過你——
如果還能見到明早的太陽,我一定
跑遍每一個書攤,把凱氏、阿氏、
蘇氏……所有毒藥般的詩買個乾淨,
20  讓它們折磨你,回報你的善良。
再見吧,你們這些傢伙,趕緊走開,
回到你們罪惡的腳出發的地方,
下流貨色的詩人,時代的禍害![20]

值得注意的是,“腳”(pedem)在這裡一語雙關,既是指走路的“腳”,也指詩歌格律的“音步”,“罪惡的腳”也可理解為“拙劣的韻律”。對於新詩派而言,“思想內容”並不能成為低下詩藝的擋箭牌。

[1] Ep. 2.1.156-157.

[2] 歌集. 李永毅譯. 331.

[3] Brut. 64.

[4] Brut. 68.

[5] Brut. 35.

[6] 歌集. 李永毅譯. 151.

[7] 瓦提尼烏斯曾任保民官和司法官。卡爾伍斯控告他受賄。值得一提的是,辯方律師是西塞羅。

[8] 奧斯坎語(Oscan),意大利中南部一些民族語言的通稱,與拉丁語有聯繫,也有區別。

[9] Weiss, Michael. “An Oscanism in Catullus 53.” Classical Philology. 91.4 (1996): 353-359.

[10] 歌集. 李永毅譯. 353.

[11] 西塞羅全名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

[12] 歌集. 李永毅譯. 139.

[13] Svavarsson, Svavar Hrafn. “On Catullus 49.” The Classical Journal. 95.2 (1999): 132.

[14] Ad Atticum. 7.2.1.

[15] Tusc. 3.45. 歐佛里昂(Euphorion,c.275 BC —?)是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詩人,他的微型史詩、哀歌和銘體詩都很有名氣。

[16] Orat. 161.

[17] Lyne, R. O. A. M. “The Neoteric Poet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28.1 (1978): 168.

[18] Gruen, Erich S. “Cicero and Licinius Calvus.”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1 (1967): 226.

[19] 身份不詳,參考第35首詩。

[20] 歌集. 李永毅譯. 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