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圖盧斯面對着三種傳統：古希臘（Greek）、泛希臘（Hellenistic）[1]和古羅馬。學界通常認為，卡圖盧斯等新詩人的詩學觀念主要來源於泛希臘詩人，尤其是以卡里馬科斯（Kallimachos，310/305 — 240 BC）為代表的亞歷山大詩人，但這種看法有失片面，卡圖盧斯對三種傳統都有繼承，且能融會貫通。

古希臘許多詩人都是卡圖盧斯學習的對象。最讓他心儀的一位無疑是薩福[2]。卡圖盧斯將自己的情人稱為“萊斯比婭”（Lesbia），這個名字顯然來自薩福的出生地萊斯博斯島（Lesbos），卡圖盧斯藉此表達了自己的仰慕。《歌集》第11首和第51首都採用了薩福創立的格律Saphhic strophe[3]，此外，前一首最後一節被犁頭摧折的花的意象可能來自薩福的一首婚歌（Frg. 151），而後一首的前三節幾乎是女詩人一篇名作（Frg. 31）的翻譯。他的長詩同樣借鑒了薩福的作品，例如第62首的部分措辭源於後者（Frg. 32和Frg.149），第64首的題材與結構都與薩福現存最長的殘篇（Frg. 66）有關，兩者都是婚歌。薩福是古希臘最傑出的抒情詩人，卡圖盧斯則是拉丁抒情詩的創立者，二者有如此的淵源並不令人驚訝。但卡圖盧斯對薩福的借用是富於創造性的，他脫胎換骨，在其中植入了典型的羅馬文化觀念。

荷馬（Homeros）在卡圖盧斯的詩歌譜系中也佔有重要地位，雖然卡圖盧斯受卡里馬科斯的影響，並不熱衷於創作史詩，《伊利亞特》（Ilias）和《奧德賽》（Odysseia）還是在《歌集》中留下了明顯的印跡。卡圖盧斯的長詩如第63首、第64首和第68b首的部分典故、語彙和意象源自荷馬史詩，一些短詩也巧妙地融入了荷馬的元素，如第51首第三節中的“雙重的夜”（gemina…nocte）借用了荷馬的表達方式[4]，既指黑暗，也可以指死亡，從而把薩福第四節的部分內容也囊括進來，並與下文“毀滅”的主題聯繫起來[5]。第101首第一行“經過多少國度，穿過多少風浪”[6]則模仿了《奧德賽》的開篇，在個人悼念兄長的哀傷中加入了歷史的迴響，並起到反襯作用，因為《奧德賽》是奧德修斯從特洛伊返家的記錄，卡圖盧斯卻要回到特洛伊，回到死亡的現場，回到過去[7]。

《歌集》還直接提到了兩位古希臘詩人的名字，安提馬科斯（Antimachos）[8]和西蒙尼德斯（Simonides，c.556 — 468 BC）。前者以史詩《忒拜》（Thebais）和編輯荷馬史詩聞名，卡圖盧斯對他的評價不高，在第95首中，把他作為反面典型與自己的詩友欽納（Gaius Helvius Cinna）做對比，稱他的詩“繁冗誇飾”[9]。後者的名字出現在第38首中，卡圖盧斯責怪朋友科爾尼菲奇烏斯（Cornificius）[10]不肯安慰他：“你隨便說什麼都可以，幾句就成，/ 只要比西蒙尼德斯的眼淚更凄哀。”[11] 西蒙尼德斯以寫輓歌和墓志銘出名，可以看出卡圖盧斯對他的風格很熟悉。

還有四位古希臘詩人的影子也能在《歌集》中找到。一位是以寫“醇酒婦人”出名的公元前6世紀詩人安納克瑞翁（Anakreon，570 — 488 BC），他和薩福、西蒙尼德斯都在古希臘九大抒情詩人[12]之列。學界公認第27首是安納克瑞翁風格的酒歌。另一位是悲劇詩人歐里庇得斯（Euripides，c.480 — 406 BC）。奎因指出，第64首開頭的措辭故意讓讀者聯想起歐里庇得斯的名劇《美狄亞》（Medea）[13]。詩中阿里阿德涅控訴忒修斯（Theseus）遺棄她的段落與歐劇中美狄亞譴責伊阿宋（Jason）的言辭非常相似，兩人的處境也如出一轍，都為一位異鄉的英雄背叛了父親，都害死了一位兄弟，那位英雄都另覓新歡拋棄了她們。阿里阿德涅的情節原本就是詩作主線中嵌入的另一個故事，隱約可見的美狄亞的情節使得作品的層次更加複雜，主題也愈益隱晦。卡圖盧斯的諷刺詩主要採用了抑揚格，將抑揚格作為諷刺詩專用格律的傳統始於公元前7世紀的希臘詩人阿爾奇洛科斯（Archilochos，c.680 — c.645 BC），《歌集》第40首的風格也很像這位詩人的一首詩[14]。此外，作為將哀歌（拉丁語elegia，希臘語elegeia）體裁移植入拉丁語的第一人，卡圖盧斯很可能讀過閔奈爾墨斯（Mimnermos）[15]的作品，因為正是這位公元前7世紀的詩人創立了哀歌體。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卡圖盧斯廣泛閱讀了古希臘的文學作品，無論史詩、悲劇還是抒情詩都有涉獵，但對抒情詩尤其懷有強烈的興趣，這與他本人的氣質是分不開的。他在引用這些作品時，總能“以我為主”，根據自己的藝術目的作出安排，不讓自己的聲音為古人的聲音所淹沒。

卡圖盧斯的時代，亞歷山大[16]詩歌對羅馬文化的影響正盛，他和身邊的詩友們都痴迷於這種“新潮文學”。卡里馬科斯是公元前3世紀的詩人，最著名的作品是《起源書》（Aitia），該書以哀歌體寫成，共四卷，揭示了許多城市、風俗、節日的由來，是奧維德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和《歲時記》（Fasti）效法的對象。卡圖盧斯對卡里馬科斯推崇備至，花了很多時間翻譯其作品。在第65首和第116首中他都提到翻譯卡里馬科斯詩集的事，他用的詞是Battiadae，Battiades（巴提亞蒂斯）的屬格，因為卡里馬科斯曾以此自稱，“巴提亞蒂斯”就是“巴圖斯（希臘文Battos）之子”的意思，而巴圖斯是其故鄉居雷奈（Cyrene）[17]的第一位國王。在第7首裡面，卡圖盧斯也用到了居雷奈和巴圖斯的典故。但證明兩位詩人密切關係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是《歌集》第66首。這首詩原是《起源書》的一部分，被卡圖盧斯譯為拉丁語，成為卡里馬科斯作品現存最完整的片斷。公元前3世紀，埃及由托勒密王朝統治。為感謝女神維納斯讓國王歐埃爾蓋特斯（Euergetes）從遠征亞述的軍事行動中平安歸來，王后貝萊尼克（Berenice）履行承諾，將自己的一綹頭髮奉獻給神。但不久這綹頭髮就從神廟中消失了。宮廷天象官科農（Conon）聲稱發現了一個新的星座（即後來人們所稱的后髮座），就是王后的頭髮變的，避免了皇室的尷尬。卡里馬科斯以此為題材，寫了這首詩。它是以消失的那綹頭髮的口吻寫的，作者從這個新穎的角度融合了天文知識與神話傳統，也表現了愛情與戰爭的主題。

透過卡圖盧斯的譯作，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到卡里馬科斯的詩歌風格。荷馬開創的史詩傳統到公元前3世紀的泛希臘時期已經式微，卡里馬科斯等詩人摒棄了鴻篇巨製的寫作方式，轉而強調學識、技巧和精雕細刻的創作路徑。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是，“雷霆是宙斯的事，不是我的事”[18]。他更喜歡開掘看似瑣屑的主題，以高難度的處理方式展現自己的才華。卡圖盧斯一生沒有創作傳統的長篇史詩，只寫了一首被後世奉為經典的微型神話史詩（第64首），而在處理細小題材方面總能點鐵成金，令人拍案叫絕（比如第2首的“小雀”、第12首的“手巾”、第13首的“香膏”、第42首的“蠟板”等等）。第70首直接脫胎於卡里馬科斯的一首銘體詩[19]（第25首），而能青出於藍。原作如下：

卡里格諾托斯向愛奧尼斯發誓，
她在他心目中永遠最親密。
他發誓：可是他們說得沒錯，
情人的誓言永遠進不了神的耳朵。

卡圖盧斯的版本前兩句調侃的味道更濃，最後一句則多了一種富於圖畫美的傷感：

我的女人說，除了我，不願與任何人
結婚，即使朱庇特求愛，她也不肯。
她說：但女人送給熾熱情郎的言辭
只應寫在風中，寫在流逝的水裡。[20]

卡圖盧斯之所以推崇卡里馬科斯，大概是因為他意識到了制約古羅馬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語言。以前的利維烏斯、奈維烏斯和恩尼烏斯等人走的都是史詩路線，作品的題材與規模使得他們無暇打磨仍嫌粗糙的拉丁語，要讓拉丁語成為與希臘語同樣優雅、柔韌、有包容性的語言，就必須先縮小作品的規模，將注意力集中到格律、句式、語彙、修辭等方面。然而，卡圖盧斯並不是古羅馬詩歌的卡里馬科斯。他所努力發明的是一種能徹底融進古羅馬語言、文化與社會的詩歌。兩人最大的不同可能就在於對凡俗世界的態度。在這一點上，卡里馬科斯很像某些現代主義詩人，對日常生活的題材和普通大眾的口味感到厭惡甚至恐懼。他用學識和技巧將自己與庸眾隔絕開來，作品中充滿了晦澀的語彙和生僻的典故。卡圖盧斯的大部分作品給人的印象卻極為平易、親切，其語彙與當時羅馬人的日常語言沒有多大距離。他最強調的詩歌品質是lepidum（類似英文的charm，大體可以譯成“魅力”）。科普萊指出，lepidum一詞屬於大眾語彙，它形容的是一種富於人性溫暖的平易魅力；在上流社會的語言中，它極少出現，西塞羅甚至是以蔑視的語氣使用這個詞的[21]。古羅馬社會等級森嚴，卡圖盧斯選擇一個平民色彩很濃的詞來概括自己的詩學追求，表明了他對凡俗世界的重視和對口語的珍惜。與後輩羅馬詩人相比，他對希臘詞彙的借用更有節制，其拉丁語更鮮活、純粹。

除了卡里馬科斯，腓列塔斯（Philetas，340 — c.285 BC）和阿波羅尼俄斯（Apollonios Rhodios）[22]等泛希臘詩人也為卡圖盧斯的成長提供了養料，前者的哀歌在卡圖盧斯創立羅馬哀歌體時可資借鑒，後者的史詩《阿爾戈號的遠航》（Argonautica）則是《歌集》第64首的主要資源之一。

卡圖盧斯的文學生涯開始時，古羅馬文學已在五個領域取得了較大成就。首先是學術散文，老加圖、西塞羅、愷撒、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116 — 27 BC）的哲學、歷史及其他著作為拉丁文添加了榮耀。其次是演說辭，西塞羅的傑出成就堪與希臘諸大師比肩。再次是戲劇，普勞圖斯（Titus Maccius Plautus，c.254 — 184 BC）和泰倫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195/185 — 159 BC）的喜劇，奈維烏斯和恩尼烏斯的悲劇，都試圖用希臘戲劇的種子結出羅馬戲劇的果實，他們的作品往往介於翻譯和改編之間，但閃現其間的天才仍令人矚目。在史詩方面，在利維烏斯將《奧德賽》譯入拉丁語之後，奈維烏斯的《布匿戰記》（Bellum Punicum）[23]成了羅馬史詩的奠基之作，後來恩尼烏斯的《編年記》（Annales）則更上層樓，為作者贏得了“拉丁詩歌之父”的美譽。此外，盧基里烏斯還創立了羅馬本土的諷刺詩傳統。

總體來說，到公元前1世紀中期，古羅馬文學與古希臘、泛希臘文學相比，詩歌是最為薄弱的領域。史詩遠不及希臘，諷刺詩還未成熟，抒情詩幾乎是空白，希臘可列出數十位足以名垂後世的一流詩人，羅馬的傑出詩人卻寥若晨星。之所以出現如此局面，羅馬民族的特性是一個關鍵原因。羅馬是一個重實用而輕想象、重群體而輕個體的民族。對比古希臘和古羅馬我們便可發現，前者在抒情文學、藝術、哲學等非功利、個性化的領域極具天分，而後者在國家管理、制度建設、工程建築等實用性、公共性的領域遠遠領先當時的其他民族。在屋大維將文學納入帝國意識形態體系之前，文學在羅馬的社會生活中不受重視。相對發展較快的文學形式是演說辭和戲劇，前者因為與法律、政治密切相關而受青睞，後者因為是一種公共活動而被接納；而在戲劇內部，羅馬人一直不喜歡需要更多想象力才能欣賞的悲劇。在詩歌的各種體裁中，史詩因為可以記錄民族歷史、激勵愛國主義而受到歡迎，抒發個人情感的詩歌則被視為可有可無，甚至對公民有害的東西。

由於卡圖盧斯的氣質與傳統的古羅馬詩人相去甚遠，他很少直接吸收前代詩人的成分，只有與他大體同時而稍年長的盧克萊修或許對他有些影響[24]。他主要關注的是古羅馬的民俗文化傳統。比如他的兩首婚歌（第61首和第62首）都具有很高的民俗學價值，前者描繪了古羅馬婚禮的整個程式，後者的對唱反映了當時的婚姻觀念。第34首是獻給狄安娜（Diana）神的頌歌。敬拜狄安娜神的活動通常在8月的滿月之夜進行，地點在阿文廷山（Mons Aventinus）[25]的狄安娜神廟。根據蓋里森的解釋，卡圖盧斯完全遵循了頌歌的程式：1-4行是“開場白”，說明了敬拜者的身份（未婚的少男少女）；5-12行是“喚神”，點出神的名號、譜系和管轄範圍；13-20行是“讚美”，描繪神的力量；21-24行是“祈福”，求神庇佑敬拜者和他們所代表的群體[26]。第36首則是通過戲仿向神還願的儀式揶揄同時代一位名叫沃魯西烏斯（Volusius）的詩人。卡圖盧斯曾與萊斯比婭發生爭執，萊斯比婭說，如果兩人能重歸於好，她就要將“最劣質詩人”的作品獻給維納斯和丘比特。她是指卡圖盧斯，但卡圖盧斯卻找到了更合適的人選：

可是你們，快乾脆利落地走進火里！
你們這些俚俗粗糙的詩句，被便溺

20  污染的紙頁，沃魯西烏斯的《編年史》。[27]

第42首更是將民俗元素用到極致的傑作。卡圖盧斯曾將寫有自己詩作的筆記本（在古羅馬，通常是將塗有蠟的一些小木板用線串在一起）借給一位女人（或者存在她那裡），後來她卻拒絕歸還，卡圖盧斯便寫了這首別緻的詩。有學者對這首詩做過詳細的分析[28]。在古羅馬，解決欠債等民事糾紛通常有兩種手段，一種是打官司（actio），一種便是卡圖盧斯在這裡戲擬的民間維權形式flagitatio（字面意思是“要求”、“索要”，即索回久拖不還的欠款或迫使某人履行自己的承諾或義務）。Flagitatio的形式通常是維權的一方糾集一批人（朋友或遊民），到對方家中或在公共場合攔截對方，將其圍住，以高聲喧嚷甚至辱罵的形式讓公眾知曉其理虧之事， 迫使對方就範。卡圖盧斯的創意在於，他糾集的是自己的詩句，而且對整個過程的描寫極具戲劇性。他先讓詩句們集合，發泄了一通怒氣，才向它們說明緣由。經過他的煽動，詩句們找到並包圍了那位女人，並且賣力地辱罵了一陣，那位女人卻無動於衷，卡圖盧斯只好變換策略，作品在高潮處突然收筆：

15  不過，我們可不能如此草草收工，
如果沒別的招兒，我們至少要從
她鐵壁般的狗臉里擠出一絲霞彩。
大家扯足嗓子，再一起嚷幾遍：
“下賤的娼婦，把蠟板交出來！
20  下賤的娼婦，交出我們的蠟板！”
還是白費力，她還是不為所動。
如果你們不希望最後徒勞無功，
就別死心眼兒，試試別的手段：
“純潔高貴的姑娘，請歸還蠟板。”[29]

卡圖盧斯繞過古羅馬詩歌傳統，卻充分汲取民間傳統養分的做法，使他在詩學上接受泛希臘觀念的同時，本土色彩反而比前代詩人更明顯，其拉丁文也更鮮活、純粹。

[1] 文學史上的泛希臘時期大致從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希臘開始，到埃及臣服於羅馬結束。

[2] Connely, Willard. “Imprints of Sappho on Catullus.” The Classical Journal, 20.7 (1925): 408-413.

[3] 這種格律每節四行，前三行格律、節奏相同，最後一行是前面各行的一半長度。

[4] Iliad. l. 5.310 = 11.356.

[5] Pardini, Alessandro. “A Homeric Formula in Catullus (c. 51.11-12 gemina teguntur lumina noct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31 (2001): 112.

[6] 歌集. 李永毅譯. 365.

[7] Zetzel, J. E. G. “Catullus.” Ancient Writers: Greece and Rome, vol.2. Ed. T. J. Luce. New York: Scribner, 1982. 662-664.

[8] 公元前5世紀詩人。

[9] 歌集. 李永毅譯. 353.

[10] 可能是卡圖盧斯同時代的詩人、西塞羅的朋友Quintus Cornificius.

[11] 歌集. 李永毅譯. 109.

[12] 其他六位分別是Alkman（公元前7世紀）、Alcaeos（公元前7世紀）、Stesichoros（公元前6世紀）、Ibykos（公元前6世紀）、Pindaros（c. 522 — 443 BC）, Bakchylides（公元前5世紀），其中Alcaeos和Pindaros對賀拉斯影響很大。

[13] Quinn, Kenneth. Catullus: The Poems. London: Macmillan, 1970. 299.

[14] Garrison, Daniel H. The Student’s Catullus. Norman: U of Oklahoma P, 1989. 114.

[15] 公元前7世紀詩人。

[16] 亞歷山大（Alexandria）是亞歷山大大帝成為埃及法老後在尼羅河口建立的新城市。該城地處亞非歐交通要衝，迅速繁榮，成為當時世界最大圖書館所在和學術中心。

[17] 在今天的利比亞境內。

[18] Kallimachos Fr. 1.20.

[19] 銘體詩（希臘語epigramma），最初是銘刻在器物上的，後來發展成一種簡潔、詼諧的詩歌體裁。

[20] 歌集. 李永毅譯. 301.

[21] Copley, Frank O. “Catullus, c. 1.”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82 (1951): 201.

[22] 公元前3世紀詩人。

[23] 布匿戰爭（Punic Wars）指公元前264 — 146年發生在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三次戰爭。奈維烏斯描寫的是第一次布匿戰爭。

[24] 參閱Frank, Tenney. “The Mutual Borrowings of Catullus and Lucretius and What They Imply.” Classical Philology. 28.4 (1933): 249-256.

[25] 組成羅馬城的七座山之一。

[26] Garrison. The Student’s Catullus. 110-111.

[27] 歌集. 李永毅譯. 103.

[28] Fraenkel, Eduard. “Two Poems of Catullu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1 (1961): 46-53.

[29] 歌集. 李永毅譯.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