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卡圖盧斯在政治上自甘沉淪，他在文學上卻志存高遠。他在第68b首中寫道：

我不能沉默，諸位女神，我要頌讚
阿里烏斯，他曾那樣熱忱地幫助我，
以免健忘的世紀和飛速逃遁的時間
讓他誠摯的情誼在沉沉黑暗中陷沒：
45  我要向你們講述，並借你們的力量，
在古舊的書卷中向未來的人們講述，
[以使他的美名如西比爾一般久長，]
肉身雖死，他卻會在記憶中永駐……[1]

他相信自己的這篇作品將像古羅馬先知西比爾的預言一樣永遠在後世流傳。在第78b首中，他威脅企圖奪走自己女友的情敵：

但我現在真痛苦，我純潔女友的純潔
之吻，卻摻入了你骯髒可憎的唾液。
可你也休想逃脫：所有世代都將知悉
你是誰，永久的流言也會將你銘記。[2]

這裡面同樣充滿了對詩才的自信。

卡圖盧斯身處古羅馬文學的關鍵變革期。公元前1世紀前期，雖然羅馬共和國已經成為地中海的主宰，但在世界的詩歌版圖上，仍未進入中心地帶。文學史上的利維烏斯（Lucius Livius Andronicus，c.280 — c.200 BC）、奈維烏斯（Gnaeus Naevius，c.264 — 201 BC）、恩尼烏斯（Quintus Ennius，239 — c.169 BC）和盧基里烏斯（Gaius Lucilius，c.160 — 103/102 BC）等人與同時期的希臘詩人相比，無論詩藝還是影響都顯遜色。而在卡圖盧斯死後短短几十年間，羅馬卻為世界詩壇貢獻了維吉爾、賀拉斯、普洛佩提烏斯（Sextus Aurelius Propertius，c.50 — c.15 BC）、提布盧斯（Albius Tibullus，c.54 — 19 BC）、奧維德等一大批重量級詩人。古羅馬詩歌得以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卡圖盧斯開風氣之先。雖然同時期的盧克萊修以《物性論》（De Rerum Natura）在世界詩歌史上贏得了永恆的地位，但他對古羅馬主要詩人的影響僅限於維吉爾，而卡圖盧斯則是“詩人的詩人”，具有示範效應。

[1] 歌集. 李永毅譯. 285.

[2] 歌集. 李永毅譯.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