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卡图卢斯在政治上自甘沉沦，他在文学上却志存高远。他在第68b首中写道：

我不能沉默，诸位女神，我要颂赞
阿里乌斯，他曾那样热忱地帮助我，
以免健忘的世纪和飞速逃遁的时间
让他诚挚的情谊在沉沉黑暗中陷没：
45  我要向你们讲述，并借你们的力量，
在古旧的书卷中向未来的人们讲述，
[以使他的美名如西比尔一般久长，]
肉身虽死，他却会在记忆中永驻……[1]

他相信自己的这篇作品将像古罗马先知西比尔的预言一样永远在后世流传。在第78b首中，他威胁企图夺走自己女友的情敌：

但我现在真痛苦，我纯洁女友的纯洁
之吻，却掺入了你肮脏可憎的唾液。
可你也休想逃脱：所有世代都将知悉
你是谁，永久的流言也会将你铭记。[2]

这里面同样充满了对诗才的自信。

卡图卢斯身处古罗马文学的关键变革期。公元前1世纪前期，虽然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地中海的主宰，但在世界的诗歌版图上，仍未进入中心地带。文学史上的利维乌斯（Lucius Livius Andronicus，c.280 — c.200 BC）、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c.264 — 201 BC）、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239 — c.169 BC）和卢基里乌斯（Gaius Lucilius，c.160 — 103/102 BC）等人与同时期的希腊诗人相比，无论诗艺还是影响都显逊色。而在卡图卢斯死后短短几十年间，罗马却为世界诗坛贡献了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提乌斯（Sextus Aurelius Propertius，c.50 — c.15 BC）、提布卢斯（Albius Tibullus，c.54 — 19 BC）、奥维德等一大批重量级诗人。古罗马诗歌得以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卡图卢斯开风气之先。虽然同时期的卢克莱修以《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在世界诗歌史上赢得了永恒的地位，但他对古罗马主要诗人的影响仅限于维吉尔，而卡图卢斯则是“诗人的诗人”，具有示范效应。

[1] 歌集. 李永毅译. 285.

[2] 歌集. 李永毅译.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