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卡图卢斯诗歌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古罗马社会无论与传统或今日的中国社会，还是与脱胎于它的当代西方社会，都有许多重大的不同。卡图卢斯在文学史上遭受的指责与误解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和伦理的因素有关，尤其是性文化、性伦理。《歌集》一百余首诗里，按照通常标准，有“不洁”词语或描写的多达三十余首，数百年间，这些作品一直令编注、评论、研究卡图卢斯的学者深感尴尬，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迟至1928年才出版。对于他诗作中的性语汇和性描写，一些研究者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费那隆说：“只要一提到卡图卢斯的名字，人们就会因为他的色情描写而感到憎恶。”[1] 福尔代斯在其著名的《卡图卢斯评注》中也声称：“一些[32首]不便用英语评论的诗被我略去了。”[2] 即使像19世纪诗人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1775 — 1864）这样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卡图卢斯的遗憾，他用一个比喻形容说，“在它的壳里，珍珠 / 被腐臭的烂污包围。”[3]
在阐释卡图卢斯作品时，我们不能以当代的文化观念去简单地下判断，毕竟它们是植根于古罗马文化之中，而古罗马社会对于性的理解远不同于今天。当时社会对性文化的态度比后来两千年间的许多社会都要宽容。概括起来，性文化在社会中主要有四重功能。（1）仪式功能：和许多古代民族一样，性崇拜也是古罗马宗教仪式的重要部分，在很多仪式中，阳具模型都是祈求丰产的道具。（2）避邪功能：在军事凯旋仪式和婚礼上，色情笑话、歌曲和淫秽的辱骂都是古罗马风俗所许可甚至鼓励的，一是为了破坏“邪恶眼睛”[4]的魔法，二是为了将享受幸福的人拉回普通人的层次，以免被命运嫉妒[5]。卡图卢斯《歌集》第61首是一首婚歌，就反映了这一风俗，婚礼上的荤段子被称为fescennina iocatio[6]，据信可以给新人带来好运。（3）娱乐功能：在一些特定场合的色情娱乐是不受道德谴责的。例如在剧院举行的花神庆祝活动习惯上以脱衣舞收场，为了不破坏传统，以道德观念严苛而闻名的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c.236 — 149 BC）也只能主动离场以成全其他观众的愿望[7]。（4）政治功能：充斥着淫秽言辞的讽刺诗、宣传册广泛应用于古罗马的政治圈，无论选举活动、法庭辩论还是元老院集会，都不例外。白银时代诗人马尔提阿就曾引用屋大维攻击政敌的一首色情诗[8]。在这样的背景下，卡图卢斯讽刺恺撒及其助手的诗（第57首）虽然使用了刺眼的性词汇，却并非惊世骇俗。就古罗马乃至古希腊的文学传统而言，尤其是在喜剧、讽刺诗和类似小说的长篇文体中，充斥着性语汇的调侃和诟詈段落随处可见，比如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c. 446 — c.386 BC）的《吕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马尔提阿的《铭体诗集》（Epigrammata）和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 Arbiter，c. 27 — 66）的《萨蒂利孔》（Satyricon），卡图卢斯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同性恋。《歌集》中的爱情诗不仅有献给莱斯比娅的，还有不少（第15首、21首、24首、48首、81首和99首）涉及一位名叫尤文提乌斯（Iuventius）的少年，第56首甚至记述了（不排除是开玩笑）卡图卢斯和一位男童的性行为。这些诗会让相当一部分读者感到不安甚至不快。然而，男子的同性恋行为（包括以男童为对象的行为）在古希腊罗马社会普遍存在，上文提到的卡图卢斯的婚歌（第61首）是一首非常纯净的诗，但也提到了当时罗马男子在婚前亲近娈童的做法，只要婚后不再保留这样的关系，就是符合道德的行为[9]。威廉斯认为，古罗马诗歌中的同性恋关系有些可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有些可能是杜撰，不宜过分当真，最好将它们放到古希腊同性恋诗歌传统中来阐释[10]。第15首结尾所描绘的惩罚不端性行为的手段“你会叫人捆住双腿，敞开后庭，/ 迎接萝卜和乌头鱼的进入”[11]在古希腊戏剧中也有先例，如阿里斯托芬喜剧《云》（Nephelai）的第1083行。
然而，尽管古罗马社会允许同性恋行为，他们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观念，因为在古罗马的性别伦理中，自然形成的男性/女性的差别远没有文化和武力塑造的支配者/被支配者的差别重要。卡图卢斯《歌集》第16首之所以费解，正是源于后世读者与作者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诗人指责他的两位读者弗里乌斯（Furius）和奥勒里乌斯（Aurelius）：“你们，就因为读到我数不清的 / 吻，就以为我不是个男人？”[12] 这里的逻辑令人困惑，“数不清”的吻影射的是《歌集》第5首和第7首等诗，里面诗人说要和莱斯比娅吻千百次，又说吻要多如利比亚的沙、天上的星他才会满足，可是这为什么可以用来否定诗人的男性身份？菲茨杰拉德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古罗马人认为，男性最重要的特征是生理和心理上对自己的严格控制，能让一切冲动、欲望臣服于理性的算计[13]。在古希腊哲学各派中，古罗马人唯独钟情于斯多葛主义，与此当有很大关系。正因如此，卡图卢斯在诗作中深陷情网，无法自拔，就是一种缺乏阳刚的、“女性”的表现。卡图卢斯的反击虽然语气戏谑，却有明显的文化烙印：Pedicabo ego vos et irrumabo（“我一定要用阳具惩罚你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身份，他威胁说要用肛交（pedicabo）和口交（irrumabo）羞辱对方。这样的词汇放在诗歌里，无疑是惊人的。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同一首诗里，诗人还声称：castum esse decet pium poetam / Ipsum, versiculos nihil necesse est（“虔诚的诗人自己是该无邪，/ 但他的作品却根本不必”）[14]，“虔诚”（pium）在拉丁语中指遵守伦理规范，履行伦理义务。难道这样的行为仍可称为“虔诚”、“纯洁”吗？在古罗马的语境里，答案是肯定的。以惩罚为目的的性行为与通奸不同，是伦理所许可的，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体现的性别伦理完全符合古罗马的支配者/被支配者的强权结构。无论男女，只要在性行为中处于被支配、被进入的地位，都是广义的“女性”。弗里乌斯和奥勒里乌斯代表了古罗马正统的男性意识，他们指责卡图卢斯的诗过分“阴柔”，进而怀疑卡图卢斯的道德“不纯洁”，卡图卢斯却并未正面为自己辩护，只是声称诗人与作品应当分开，并以性暴力相威胁。以现实生活中的性支配地位来证明自己的阳性，与对方攻击自己的伦理前提并无不同。此外，虽然卡图卢斯似乎默认自己的诗歌是阴柔的，他却用另外一种支配关系确认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作者对读者的支配。首先，在这首诗的语境里，弗里乌斯和奥勒里乌斯没有反驳的机会；其次，卡图卢斯创作阴柔的情色诗，其目的是“挑动”读者、尤其是那些“小腹僵硬”的“老家伙”[15]的欲望，换言之，他要让那些道貌岸然的男性贵族们失去代表着阳刚的自制力，现出“阴性”的原形。他用一种游戏的方式对古罗马的阳性政治进行了报复，然而其报复的逻辑仍然基于同样的伦理前提。
在古罗马社会的性别秩序中，女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歌集》第62首中与少女对歌的青年男子说：“童贞不只属于你，也属于父母：/ 父亲有三分之一，母亲有三分之一，/ 只有三分之一归你。别和他们两人为敌，/ 他们的权利已和嫁妆一起交到女婿手里。”[16] 在这个体系中，婚姻起着维护性别定位的关键作用，性道德主要约束的是女性和婚后的男性，对于卡图卢斯这样的未婚男子，古罗马的性规范是宽松的。从《歌集》可以看出，他不仅有固定的男性情人和女性情人，而且还时常寻花问柳（参阅第32首、41首和110首）。但他并未因此感觉良心不安，反而时常指责莱斯比娅风流成性（参阅第11首、58首和76首），这显然体现了古罗马男性中心的观念。但在另一方面，卡图卢斯也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例如在第63首和第64首中，无论是侍奉地母库柏勒（Cybele）的阿蒂斯（Attis）还是与酒神巴克斯（Bacchus）结合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都具有酒神狂女（Maenads）的特征，而酒神崇拜是一种仅属于女性的秘密仪式，它所发生的场所也不是城市，而是荒野，因而意味着对男性权威的否定[17]。卡图卢斯还借阿里阿德涅之口严厉谴责了男性的道德缺陷：“以后任何女人都别再相信男人的誓言，/ 都别再指望男人的话不包含着欺骗：/ 当他们的心热切地渴望得到什么，/ 他们什么誓都敢发，什么话都可以说：/ 可是一旦他们贪婪的欲望得到满足，/ 他们就不怕言而无信，不怕翻云覆雨。”[18]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莱斯比娅系列的爱情诗里，男主人公常常处于被支配——或者说“女性”的地位。
《歌集》中最极端的题材是乱伦，这或许并非卡图卢斯热衷于以此攻击自己的一些私敌，更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罗马乱伦已经泛滥成灾。在卡图卢斯笔下，有“和叔叔生下几位堂弟”（第111首）[19]的奥菲莱娜（Aufilena），有在侄子和婶婶之间牵线搭桥（第78首）的贾卢斯（Gallus），更有不分性别与整个家族的成员乱伦（第88首、89首）的盖里乌斯（Gellius）。无论这些情形是否杜撰，卡图卢斯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乱伦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它破坏了古罗马人最看重的亲族关系。
卡图卢斯诗歌中的性语汇、性描写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产物，读者完全可以坦然对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合理的，事实上他的一些语涉色情或过度辱骂私敌的作品不仅格调庸俗，而且艺术上也无价值可言，例如第56首、97首和98首。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是作品中的语言暴力。卡图卢斯的性语汇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服务于性描写，而是用于诟詈，甚至对“比眼睛还珍贵的”（第82首）的莱斯比娅，他不仅用神话中的食人女妖影射她，还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攻击她：“让她与她的情人们恣意行乐吧，/ 三百个男人同时被她拥在怀里，/ 她一个也不爱，却一次又一次 / 炸裂他们的腹地”（第11首）[20]。虽然这是愤激之语，但其中的戾气仍令人心惊。《歌集》第108首或许透露了其来源：
科米尼乌斯啊，如果民众决定用死来惩罚
你满头霜雪、却被不洁品行玷污的晚年，
我毫不怀疑，他们会先把你的舌头割下，
扔给急切的秃鹫，因它曾把多少好人摧残；
5 然后黑颈的乌鸦会囫囵吞下你的双眼，
狗会吃掉内脏，剩下的部分则是狼的美餐。[21]
这首诗似乎和其他作品一样，描绘的只是“虚拟暴力”，然而其中的场景与古罗马人所熟悉的竞技庆典（ludi）惊人地相似。竞技庆典是古罗马文化中独一无二的一种仪式，它集竞技、宗教庆祝、胜利游行、血腥表演为一体，是几百年间（尤其是公元前1世纪以后）最为流行的全民娱乐方式。三项主要的血腥表演是人兽搏斗、角斗士对决和大规模集体处决，处决的形式有很多，例如火刑、钉十字架或者让野兽撕咬手无寸铁的犯人。这些彼此独立的形式最终发展成综合性的、在罗马政治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竞技庆典是在公元前1世纪。长期以来，罗马都有为赢得重大军事胜利的将领举行凯旋游行的传统。为了更有效地炫耀战功、威慑对手、笼络下层，庞培和恺撒等人将凯旋游行与舞台节目、马车比赛、角斗士对决、人兽搏斗、集体处决、模拟战斗等项目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极其“壮观”的全民娱乐方式，其核心内容仍是前面所述的三项最血腥的表演：上午是人兽搏斗，中午是集体处决，下午是角斗士对决。上至皇帝、元老院议员，下至身无分文的城市贫民，罗马的所有阶层都对血腥表演极为痴迷[22]。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c.4 BC — AD 65）甚至讽刺说，观赏活人变成尸体的过程是罗马人的一大乐事，还说“上午他们把人扔给狮子和熊，中午他们把人扔给观众”[23]。这些被处死的人主要是战俘、罪犯和奴隶，他们被称为noxii，意思是“有害之人”，换言之是罗马帝国的害虫。因此，他们的死在罗马观众心中激不起任何同情。
这种残酷表演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无疑会对古罗马人的性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卡图卢斯也不能免俗，每当愤怒之情难以遏制的时候，这样的画面就从记忆中浮现出来，或者通过无意识转化为语言的暴力。但我们需要公允地指出，从他的作品看，卡图卢斯对现实中的暴力是非常反感的，即使它笼罩着英雄的光环（参考第64首中阿喀琉斯的形象）。
无论是性还是暴力，卡图卢斯的部分作品对于初次接触的读者来说都会造成强烈的冲击，甚至因为道德感受到刺激而无法完成阅读过程。《歌集》在中世纪几乎失传，显然也与教会担心卡图卢斯的作品可能败坏人心有关。后现代的今天，读者的心态远更开放宽容，但我们仍需甄别这些描写究竟是文化的普遍现象、特别的艺术安排抑或是情绪和欲望的简单宣泄。
[1] Fitzgerald, William. Catullan Provocations: Lyric Poetry and the Drama of Position. Berkeley: UC Press, 2000. 59.
[2] Fordyce, C. J. Catullus: A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P, 1961. v.
[3] Landor, W. S. Poem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65. 297.
[4] 古罗马人所设想的一种在暗处窥伺人、伤害人的神秘力量。
[5] Fitzgerald. Catullan Provocations. 61.
[6] 歌集. 李永毅译. 184.
[7] Valerius Maximus. 2.10.8.
[8] Mart.11.20.
[9] 歌集. 李永毅译. 185-187.
[10] Williams, Gordon. Tradition and Originality in Roman Poet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556.
[11] 歌集. 李永毅译. 49.
[12] 歌集. 李永毅译. 53.
[13] Fitzgerald. Catullan Provocations. 65.
[14] 歌集. 李永毅译. 50.
[15] 歌集. 李永毅译. 51-53.
[16] 歌集. 李永毅译. 203.
[17] Kraemer, Ross S. “Ecstasy and Possession: The Attraction of Women to the Cult of Dionysu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72 (1979): 72-80.
[18] 歌集. 李永毅译. 233.
[19] 歌集. 李永毅译. 385.
[20] 歌集. 李永毅译. 37.
[21] 歌集. 李永毅译. 379.
[22] Fridlander, Ludwig. 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 Trans. J. H. Freese and L. A. Magnus, vol. 2.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5. 16-17.
[23] Seneca. Ep. 9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