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傳說，羅馬城由羅慕路斯（Romulus）在殺死孿生兄弟雷穆斯（Remus）之後於公元前753年建立。公元前509年，羅馬終結了兩百餘年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國，這是羅馬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事件。自那以來，選舉制度、公民意識和國家觀念逐漸成為古羅馬民族的核心遺產。這種文化傳統與尚武習俗相結合，使得羅馬的力量日漸成長，擊敗了迦太基等強勁對手，確立了在地中海的霸權。然而，國力的強盛不僅沒能鞏固寶貴的精神遺產，反而威脅到古羅馬人最引以為豪的共和傳統。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軍事將領的威望和野心在持續的戰爭中膨脹，頻頻向文官政府發難；二是戰爭造成奴隸數量劇增，貴族憑藉奴隸勞動不斷兼并、侵佔破產或出征平民的土地，貴族和平民的衝突日益激烈；三是道德的普遍敗壞。戰爭掠奪的驚人財富導致驕奢之風盛行，腐蝕了羅馬一貫珍視的簡樸堅韌的品格；頻繁的叛亂、謀殺與內戰更加劇了人心的墮落。共和傳統的危機突出地體現在三個人物身上。

公元前82年（卡圖盧斯時年5歲），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Felix，c.138 — 78 BC）張貼通告（proscriptio）懸賞謀殺政敵的行為震撼了羅馬。 proscriptio原本是羅馬高級官員宣布沒收某人財產並公開拍賣的告示，蘇拉卻為它找到了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新用途。三天之內，總共有520個名字列入了蘇拉的名單，每個名字旁邊都有明確的標價[1]。這些沉默的拉丁字母和數字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它們繞過了元老院里的討價還價，繞過了法庭上的唇槍舌劍，直接訴諸人性的貪婪與殘暴。後果是災難性的——不折不扣的大屠殺，那些名字直接出現在榜上的人幾乎無一倖免，他們的親人、朋友，甚至陌生的同情者也有許多慘遭殺害。

蘇拉的高壓統治在四年後被推翻，但他卻彰顯了羅馬共和國晚期最棘手的矛盾：軍事將領追求獨裁，但他們往往標榜站在失地的平民一邊，允諾以國家政權的力量為他們主持公道；元老院維護共和，但骨子裡卻是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改變現狀。即使像西塞羅這樣為共和制度不惜犧牲生命的人也提不出贏得平民擁護的現實主張，而只能以空洞的信念對付獨裁者的暴力機器。

公元前63年的卡提里納（Lucius Sergius Catilina，108 — 62 BC）事件再次凸顯了這一矛盾。時年任執政官的西塞羅及時發現了卡提里納武裝叛亂的陰謀，在元老院慷慨陳詞，與之對質，卡提里納逃出羅馬城，試圖與一高盧部落聯手，但密信被截獲，五名同黨被西塞羅主持的元老院判處死刑。隨後，卡提里納的叛軍也被政府軍擊潰。西塞羅因為在關鍵時刻保衛了共和國被授予“國家之父”（pater patriae）的崇高頭銜，他的相關演說也成為雄辯術的名篇。由於西塞羅的巨大聲望和正面形象，後世通常都站在他的立場，將卡提里納視為徹底的惡棍。然而，當時的情況遠非如此黑白分明。西塞羅和他的元老院同僚主要代表的是貴族利益，卡提里納卻是一位代表平民利益的激進人士，這次叛亂的背後仍是糾纏羅馬數個世紀的貴族平民之爭。後來的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 — 1906）在名為《卡提里納》（Catilina）的戲劇中塑造了一個充滿矛盾的、傾向正面的形象。20世紀俄國詩人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1880— 1921）更把卡特里納稱為“羅馬的布爾什維克”，認為他雖然不免於惡，卻代表了從羅馬共和國解體到基督教誕生的精神演變鏈條的第一環[2]。

與蘇拉事件不同，卡提里納叛亂時，卡圖盧斯已經24歲，而且很可能正在羅馬城，所以此事應當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情人克勞迪婭（Clodia）[3]是保民官克勞迪烏斯的姐姐（Clodia Metelli）或妹妹（Clodia Luculli），而克勞迪烏斯正是藉助卡提里納事件將政敵西塞羅逐出了羅馬，其理由是西塞羅處死卡提里納五名同黨的行為違反了司法程序。所以，卡圖盧斯與這一歷史事件還有一層個人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勃洛克恰好把卡圖盧斯視為卡提里納和耶穌之間承上啟下的人物，因為他的詩歌，尤其是《歌集》第63首，最先捕捉到了羅馬共和國晚期的革命氣味[4]。

第三個人物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100 — 44 BC）。在高盧的顯赫軍功為他贏得了奪權的實力，對平民的慷慨與仁慈為他爭取了人心。公元前49年，他拒絕按照慣例在遠征勝利後解除武裝，而是直接長驅直入羅馬城。在與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106 — 48 BC）的血腥內戰結束後，他獲得了元老院授予的“終身獨裁者”（dictator perpetuo）[5]的稱號。眼見四百多年的共和制搖搖欲墜，以布魯圖斯（Marcus Junius Brutus，85 — 42 BC）為代表的共和派密謀者刺殺了愷撒。然而，憤怒的民眾不僅追殺刺客，焚燒他們的家，而且將愷撒奉上了神壇。迫於壓力，公元前42年，元老院正式通過法令，承認愷撒為神。民心已經摒棄共和制，帝制的誕生只是時間問題。愷撒死後的羅馬再度陷入混亂和內戰，直到屋大維擊敗所有對手，成為第一位皇帝。雖然按照學界通常的看法，卡圖盧斯死於公元前54年，沒能目睹共和國末年的新一輪大災難，但在他生前愷撒就已經和龐培、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c.115 — 53 BC）結成三人同盟（triumviratus），幾位巨頭與其他政治勢力的彼此傾軋一定為卡圖盧斯所熟悉。卡圖盧斯的父親與愷撒有私交，還曾經宴請過他[6]，但卡圖盧斯卻在多首詩中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愷撒的輕蔑與厭惡。《歌集》第93首說：

我沒太多興趣，愷撒，向你獻媚，
也不想知道你膚色是白還是黑。[7]

在第57首中，他更辛辣地諷刺了愷撒和部下瑪穆拉（Mamurra）附庸風雅的行為和淫亂墮落的生活。在第29首中，他嚴厲斥責了愷撒和龐培縱容瑪穆拉借戰爭瘋狂掠奪斂財的罪行。至於第11首中“偉大愷撒”[8]的措辭是否表明卡圖盧斯後來與愷撒達成了和解，學術界還沒有定論。

卡圖盧斯只活了三十多歲，卻見證了古羅馬歷史上最動蕩的時代，而且與一些核心事件、核心人物都有親身關聯，所以無法做到超脫其外。當時的政治與文化對他的影響，我們可以放到他生活的三個地理中心來考察。

維羅納（Verona）是卡圖盧斯的出生地，位於意大利北部，由於地處交通要衝，商貿繁榮，到公元前1世紀其文化水平已經與羅馬的許多城市相當。該城於公元前89年成為羅馬的“拉丁殖民地”（colonia latina）[9]，公元前49年成為“自治市”（municipium）[10]，公元59年獲得選舉權[11]。所以，在卡圖盧斯生活的時代（87？— 54 BC？），維羅納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羅馬城市，其居民也不是真正的羅馬公民。這個城市的曖昧地位對卡圖盧斯的身份意識顯然有微妙的影響。《歌集》第44首開頭是幾行繞口令般的詩：

啊，我在薩賓或提布爾的鄉間產業
（因為那些不喜歡傷害卡圖盧斯的人
說你在提布爾，而喜歡傷害他的傢伙
則願下任何賭注說你絕對在薩賓）……[12]

提布爾是上層羅馬人夏季別墅比較集中的地方，是身份的象徵。薩賓離提布爾不遠，卻是上流人士鄙薄的地方。卡圖盧斯家族的別墅位於兩地之間，恰好與他尷尬的社會地位相稱。他的家族雖然富庶，也有較大的政治影響力，但畢竟不是正宗的羅馬貴族。在第68首中，卡圖盧斯將維羅納與羅馬城相比較，把羅馬城稱為自己的“家”、“居所”和“我度過大半時光的樂土”，卻借朋友之口說“卡圖盧斯在維羅納停留 / 是羞恥的事”[13]。在這裡，維羅納似乎成了與文化中心羅馬城相對立的一個窮鄉僻壤。但在另外的時候，他卻抒發了對故鄉的眷戀之情。當他從小亞細亞回到自己在西爾米歐（維羅納以西20英里）的別墅時（第31首），他感嘆道：

還有什麼比拋卻了一切煩憂更讓人幸福，
當心靈放下了重擔，當因海外的漂泊
而疲憊不堪的我們終於回到自己的家，
10  躺在日夜思念的舊床上，安然地休憩？[14]

維羅納雖然不如羅馬城吸引人，仍然是他的心靈避風港。在第35首、67首、100首中，他也提到了維羅納。

羅馬城是卡圖盧斯的第二故鄉，也是他文學和社交活動的中心。從他的詩歌中，我們可以讀到羅馬城的方方面面：齷齪的政客（第52首）、潦倒的文人（第28首）、猥瑣的酒徒（第37首）、放蕩的貴婦（第58首）、順手牽羊的小偷（第12首）、附庸風雅的軍閥（第105首）……雖然卡圖盧斯遠遠算不上多產，他的這些速寫與特寫卻準確地捕捉到了公元前1世紀中期羅馬城的精神狀態。從氣質上說，他是一位典型的城市詩人，白銀時代詩人馬爾提阿（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41 — 104）和19世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 — 1867）的先驅。卡圖盧斯筆下的羅馬城呈現出一幅道德淪喪的圖景。數十年後的李維（Titus Livius，59 BC — AD 17）在《羅馬史》（Ab Urbe Condita）序言中哀嘆道，羅馬人已經墮落到這樣的地步：他們“既不能忍受自己的邪惡，也不能忍受將自己從邪惡中拯救出來”。在卡圖盧斯的時代，羅馬共和國早期所提倡的勇敢、公平、誠實、正直等品格就已經遭到嚴重侵蝕。選舉政治已經墮落為欺詐和分贓的遊戲。在第52首中，卡圖盧斯憤激地說：

為什麼，卡圖盧斯？為什麼不趕緊死？
瘤子一樣的諾尼烏斯竟坐上了象牙椅[15]，
瓦提尼烏斯執政官沒到手，就在吹噓[16]：
為什麼，卡圖盧斯？為什麼不趕緊死？[17]

當權者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們的屬下卻窮困落魄，“背着乾癟的行囊，來去匆匆”（第28首）[18]，或者“在三岔路口巴望着免費的飯食”（第47首）[19]。而無論上層或下層，都沉溺於肉慾之中，失去了羅馬上升期的剛健之氣。在第113首中，卡圖盧斯寫道：

龐培第一次做執政官時，欽納啊，只有兩個人
和麥基里婭鬼混：現在龐培再次做了執政官，
那兩個人還在原地，可是他們每人的後面——
卻站了足足一千人。淫亂的種子多麼豐產。[20]

在第58首中，卡圖盧斯有意將縱情聲色的當代與羅馬歷史的起點聯繫起來：“此刻在十字路口，在僻靜的小巷裡，她 / 正剝掉高貴雷穆斯的後裔們所有的衣衫。”[21] 羅馬先祖雷穆斯是戰神之子，他的後裔卻成了淹沒在床笫之歡中的庸眾。這一主題在第37首中得到了充分演繹。卡圖盧斯在這首詩中有意使用了帶有軍事色彩的詞彙和意象，並影射了因海倫（Helene）而起的特洛伊戰爭，將自己的情敵們描寫為一群烏合之眾，而自己則是單槍匹馬與他們對陣的“英雄”。然而，無論是仗着人多勢眾的那些猥瑣酒徒，還是以空洞的威脅來逞強的主人公，都無力抵抗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

除了維羅納和羅馬城，小亞細亞也在卡圖盧斯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三首長詩（第63首、64首和68首）都與小亞細亞有關，還有多首短詩（第4首、10首、25首、31首、46首、65首和101首）提到了比提尼亞、特洛伊或其他小亞細亞城市。卡圖盧斯與小亞細亞的關係主要有三重。第一重關係是因為他本人曾在比提尼亞總督手下任職，這段經歷並不美好，他並沒有像許多到海外行省的羅馬人那樣聚斂了令人羨慕的財富，或者積累了獲得升遷的資歷，但這未必是一件壞事，他藉此反而認清了羅馬行省政治的本質。第10首詩中有一段非常生動的對白。卡圖盧斯見到了一位朋友的情人，當她得知他剛從比提尼亞回來，立刻產生了興趣。從卡圖盧斯的回答我們可以推知，她最關心的是他發財了沒有，而這是羅馬人對任職海外的典型反應，行省（至少在夢想中）是羅馬公民快速致富的搖錢樹和青雲直上的天梯。比提尼亞據說以轎夫著稱，所以這位女士理所當然地相信，卡圖盧斯買了些轎夫回來，並要求借幾個抬她去神廟。卡圖盧斯竭力掩飾自己空手而歸的事情，最後對話在尷尬中結束[22]。第二重關係是因為卡圖盧斯的兄長葬在特洛伊，而卡圖盧斯對早亡的兄長懷有終生不渝的深摯感情。他在第65首和第68首中都表達了自己的懷念之情，第101首更是拉丁文學中表現親情的名篇。當時即將從比提尼亞離任的卡圖盧斯第一次有機會來到特洛伊，憑弔兄長：

經過多少國度，穿過多少風浪，
我才來到這裡，哥哥，給你獻上
凄哀的祭禮，以了卻對你的虧欠，
徒勞地向你沉默的灰燼問安。
5   既然你從我身邊，被不公正的命運
生生劫走，可憐的哥哥，我只能
求你姑且收下這些按祖先的規矩
擺放在你墳前的悲傷禮物——
享用吧，它們已被弟弟的淚水浸透，
10    永別了，哥哥，保重，直到永久！[23]

最後一重關係是文化淵源。卡圖盧斯迷戀古希臘文學，而愛琴海東岸的小亞細亞則是希臘文明（愛奧尼亞文明）的發祥地。在第46首中，卡圖盧斯寫道：“如今我急切的心渴望去遠遊，/ 如今我欣喜的腳期盼去奔逐”，令他如此心動的正是“亞細亞的那些名都”[24]——比如伊利昂（即特洛伊）、米利都、斯密爾納和以弗所。

維羅納、羅馬城和小亞細亞構成了卡圖盧斯生活的三個中心，但他詩歌中的地圖遠更廣闊，從“遙不可及的印度”一直延伸到“世界盡頭的不列顛”[25]。

[1] Plutarch. Sulla. 32.3.

[2] Blok, Aleksandr. “Catiline: A Page from the History of World Revolution.” A Revolution of the Spirit: Crisis of Value in Russia, 1890-1924. New York: Fordham UP, 1990. 314.

[3] 根據2世紀羅馬作家阿普列烏斯（Lucius Apuleius Platonicus，c.123/125 — 180）的說法，卡圖盧斯詩中的萊斯比婭原型是克勞迪婭（Clodia）。

[4] Blok. “Catiline: A Page from the History of World Revolution.” 293-320.

[5] “獨裁者”（dictator）在拉丁語中並無貶義，古羅馬元老院在危機情況下常任命一位臨時最高長官，稱為dictator，危機過後則撤銷。“終身獨裁者”的頭銜則打破了這一慣例，為帝制鋪平了道路，雖然屋大維是羅馬帝國的首任皇帝，但羅馬皇帝都把“愷撒”作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表明了愷撒是羅馬帝制的實際締造者。

[6] Burl, Aubrey. Catullus: A Poet in the Rome of Julius Caesar.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4. 18.

[7] 卡圖盧斯《歌集》拉中對照譯註本. 李永毅譯.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8. 349.

[8] 歌集. 李永毅譯. 39.

[9] “Veron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15 July 2009  <http://search.eb.com/eb/article-9075136>. 羅馬軍事征服一個地區後，會設立兩種定居點。“羅馬殖民地”（Colonia Romana）和“拉丁殖民地”（Colonia Latina），前者的居民都是羅馬人，擁有公民權，後者的居民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不保留公民權的羅馬人，另一部分是“拉丁人”，意思是指擁有部分權利的人。參閱Warrington, John. “Colonia.” Everyman’s Classical Diction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61. 155.

[10] “自治市”接受羅馬統治，但受自己的法律管轄，居民擁有公民權。參閱Warrington. “Municipium.” Classical Dictionary. 355.

[11] “Verona.” Wikipedia. 15 July 2009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rona>. 取得選舉權意味着獲得完全的公民權。

[12] 歌集. 李永毅譯. 125.

[13] 歌集. 李永毅譯. 283.

[14] 歌集. 李永毅譯. 87.

[15] 象牙椅（sella curulis）是一種飾有象牙的座椅，在古羅馬只有執政官、司法官等少數高級官員有權使用。

[16] 根據西塞羅的說法（In Vatinium 11），瓦提尼烏斯（Publius Vatinius）在第一次當上執政官之前好幾年，就開始到處吹噓他會第二次當上執政官了。瓦提尼烏斯和諾尼烏斯都是愷撒的黨羽。

[17] 歌集. 李永毅譯. 149.

[18] 歌集. 李永毅譯. 77.

[19] 歌集. 李永毅譯. 135. 古羅馬上層人士經常舉辦免費宴會，以擴大自己的影響，爭取貧民和門客的支持。

[20] 歌集. 李永毅譯. 389. 欽納（Gaius Helvius Cinna）是卡圖盧斯的朋友。

[21] 歌集. 李永毅譯. 163.

[22] 歌集. 李永毅譯. 33-35.

[23] 歌集. 李永毅譯. 365.

[24] 歌集. 李永毅譯. 133.

[25] 歌集. 李永毅譯. 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