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書的引論所言，賀拉斯心目中的詩藝絕不僅僅指詩歌的藝術技巧，而是指詩人的一切修養，哲學智慧在其中佔據着尤其重要的位置。他在《詩藝》中寫道（306－311行）：

雖然我不寫詩，卻講解詩人的職司，
資源在哪裡，什麼滋養和塑造詩人，
什麼合適，什麼不，什麼是對錯的路徑。
正確寫作的發端和源泉在於智慧。
蘇格拉底的書給你提供了素材，310
內容有了，詞語不會不願意跟隨。

這裡“智慧”對應的動詞sapere（名詞sapientia）是拉丁語中表示哲學的標誌性詞語，“正確寫作”（scribendi recte）也讓人聯想起哲學的基本目標“正確生活”（vivendi recte），賀拉斯提到蘇格拉底，更使得此段文字的哲學指向昭然若揭。他在《詩藝》中所言的“有益”主要涵蓋的也是詩歌的哲學功能，我們可用他詩中的一個比喻來形容好詩對心靈的熏陶：“某種香味一旦浸透了新鮮的陶罐，/ 就會長久保持。”[1]

賀拉斯早年在雅典接受過系統的哲學教育，他對伊壁鳩魯哲學特別認同，但也吸收了學園派、斯多葛派等其他派別的思想。他對哲學的興趣在早期的兩部《諷刺詩集》中有充分體現，裡面的大部分作品在勾勒羅馬社會眾生相的同時，也在探討古典哲學的一些基本命題。這種興趣在他的抒情詩時代一度退至後台，但到晚年再次回歸中心地位。雖然他迫於屋大維的壓力發表了《世紀之歌》（公元前17年）和《頌詩集》第四部（晚於公元前13年），但他晚期（公元前23－前8年）的重心無疑是兩部以哲學和詩學為主要內容的《書信集》。

他多次向朋友（如麥凱納斯、弗洛魯）解釋，他已結束抒情詩的階段，興趣已經轉向哲學。他在《書信集》第2部第2首中甚至把抒情詩稱為“幼稚的遊戲”（141－145行）：

是的，應該拋棄瑣屑的追求，致力
智慧的探究，把幼稚的遊戲讓給孩子，
不再搜尋應和拉丁里拉琴的詞語，
而要掌握真實生活的格律與尺度。145

“瑣屑的追求”對應的拉丁詞是nugis（主格nugae），卡圖盧斯曾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抒情詩（Carmina 1.4），賀拉斯或許是有意選擇了這個詞。“智慧的探究”的原文仍是sapere這個哲學的標誌詞。“幼稚的遊戲”原文是tempestivum ludum，意為與“孩子”這個特定時期相適應的遊戲。賀拉斯認為，當人的思想成熟後，就應“不再搜尋應和拉丁里拉琴的詞語”（也即是不再按照羅馬的格律寫抒情詩），“而要掌握真實生活的格律與尺度”（也即是研究哲學）。賀拉斯選擇了表示詩歌格律的numeros和modos來比喻哲學的真理，暗示他所說的研究哲學並非完全放棄詩歌創作，而是轉向以哲學探討為主的詩，這正是他在《書信集》中所做的。在這首詩的末尾，他告誡自己（213－216行）：

如果你不懂生命的智慧，就請讓道
給智慧之人。你已玩盡興，酒足飯飽，
該走了，以免更適合調笑戲謔的青年人 215
奚落醉意已深的你，把你趕出門。

“生命的智慧”對應的正是vivere recte（正確生活），與詩歌的技巧（正確寫作）相補充。這段文字再次強調了不同體裁與人生的不同階段相適應。賀拉斯告訴我們，抒情詩更適合“青年人”，雖然自己曾在這個領域取得驕人的成就，但時過境遷，繼續停留就是鳩佔鵲巢，所以自己應該離開，尋找新的容身之所了。

從早期的《諷刺詩集》到晚期的《書信集》，賀拉斯的作品涉及了許多倫理和哲學問題，但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那就是“黃金中道”（aurea mediocritas）的思想。這一思想最著名的表述見於《諷刺詩集》第1部第1首（106－107行）：“萬事有個中間值，有某些確定的邊界，/ 過與不及都讓我們偏離了正道。”無論是討論財富、權力、情慾還是信仰，他都秉承了這條原則。

[1] Epistles 1.2 69-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