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年，賀拉斯的《頌詩集》前三部發表，其中第1部第1首獻給他的恩主麥凱納斯。在這首相當於序詩的作品中，賀拉斯以羅馬人特有的方式為詩人的職業和抒情詩的地位做了辯護。從《頌詩集》第3部第30首可以看出，賀拉斯對自己的成就相當自信，認為自己將阿爾凱奧斯所代表的希臘抒情詩成功地移植到了羅馬文學中，因而“建造了一座比青銅更恆久的紀念碑”（Odes 3.30.1）。既然如此，他為何還需為抒情詩正名呢？

羅馬民族和希臘民族不同，從一開始便以尚武、務實為基本特徵，相對於更個性化的希臘人而言，羅馬人的集體認同感也遠更強烈。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對哲學、理論科學、文學、藝術缺乏興趣，而更看重軍事、政治、經濟、法律、商業、技術這些實踐性的領域。在他們看來，征服異國、角逐政壇、經營貿易之類才是“正事”（negotium），只有自甘墮落的邊緣人才會醉心於文學、藝術之類的“閑事”（otium）。即使在征服希臘、上層普遍受到希臘文化熏染之後，羅馬人也只是把文學視為一種裝飾性的修養，依然普遍鄙夷以文學為職業的人。

奧古斯都時期，屋大維和麥凱納斯等人有意以文學鞏固帝國秩序，羅馬文學迎來了空前繁榮，但鄙視詩人仍是羅馬社會的強大潛流。比賀拉斯年輕的奧維德也反覆對抗過這種偏見。據他回憶，父親經常責難他，“你做的是什麼無用的事？”[1] 他忍不住反擊世人：“啃噬我的嫉妒，為何責怪我虛度歲月？/ 把我的詩稱為懶惰天性的劣作？”[2] 甚至近百年後像小普林尼這樣的上流顯貴仍需為自己創作詩歌的行為辯護，聲稱那是公務之餘的活動，不妨礙自己為國家服務[3]。在各類詩歌中，遠離“集體敘事”傳統的抒情詩尤其受到貶斥。西塞羅的態度很能說明問題。一方面，他高度讚揚恩尼烏斯代表的羅馬本土史詩傳統，並曾模仿這位羅馬詩歌之父創作了自己的史詩《執政官事迹記述》（De Consulatu Suo），內容自然是軍國大事——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挫敗喀提林叛亂的功績。另一方面，他卻對卡圖盧斯等抒情詩人頗為不屑，稱他們為 “新詩人”[4]、“歐佛里昂的吹鼓手”[5]。

為詩歌辯護並非古羅馬特有的景觀，在西方文學史上詩歌總是需要反覆證明其合法性。在古希臘，它面對的是哲學家的指控，柏拉圖稱詩歌與真理隔了兩重。亞里士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的辯護也是哲學化的。他聲稱，詩人的任務並非描述“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歷史關注的是“已經”，詩歌關注的是“可能”；歷史追溯的是特殊性，詩歌追尋的是普遍性[6]。這意味着與歷史相比，文學更接近哲學。它既非主觀意見，也非客觀知識，卻由於其普遍性，和哲學一樣表達了真理。在工業革命後的英國，詩歌面對的是進步話語的指控。實證主義、物質主義的社會以理性和科學的名義審判“感性”、“落後於時代”的詩歌，其核心的指控便是詩歌缺乏理性的基礎，因而不具備現代性。雪萊的辯護仍是哲學化的。他歸納出詩歌的三重功能。第一重功能可借用海德格爾的說法來表述——“去蔽”。他指出，由於印象的多次重複，人對事物的感覺會趨於麻木，詩歌卻可以通過獨特的表達方式，重新“發明”這些事物，喚醒人的心靈。第二重功能是預言功能，這裡的預言不是指巫師那樣對具體事件的預知，而是指詩人能夠預見到文化的發展方向，他們的思想會在未來社會開花結果。第三重功能是拯救功能。詩歌可以拯救人性，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詩歌對世界的再創造可以讓讀者保持敏銳的感知和思索能力。其次，詩歌能喚醒愛，而愛意味着擺脫自我的界限，與思想之美、行動之美、他人之美融合。因此，詩歌可以療救現代社會人與人的隔閡和自我的分裂[7]。

面對與哲學思辨幾乎絕緣的羅馬人，亞里士多德和雪萊式的辯護似乎是對牛彈琴。深諳同胞性情的賀拉斯採用了常識化、形象化的論述方式，他所選取的形象也來自羅馬人最熟悉的領域——選舉、戰爭、貿易、耕作、競技等等。概括起來，賀拉斯的詩辯包含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觀點非常明顯，任何羅馬人都能讀懂：詩人的追求和其他人的追求一樣正當。第二個層次隱藏在措辭和意象背後，需要對文字足夠敏感才可領悟到：詩人的追求高於別的追求。第三個層次在賀拉斯眼中只有麥凱納斯等極少數對希臘傳統瞭然於心的知音才可理解：抒情詩的地位並不比其他詩低，希臘抒情詩是羅馬人應當效法的典範。以上述三層辯護為基礎，賀拉斯向麥凱納斯提出了一個絕不謙虛的請求：認可自己是羅馬最好的抒情詩人。如果賀拉斯的辯護僅停留在第一個層次上，那麼便如瑙克等人所抱怨的，此詩的首尾四行（1－2行，35－36行）便只是純粹的奉承與客套，與作品主體幾乎沒有關係了[8]。但如果我們意識到後兩個層次，那麼這四行就成為全詩的有機組成部分。馬丁認為，賀拉斯在第1行提到麥凱納斯的貴族血統（atavis regibus）是為了暗示他的眼界、文化素養和影響力[9]。他的地位既為賀拉斯提供了保護（praesidium），也為後者贏得了地位和榮耀（decus），“甜美”（dulce）一詞則體現了兩人之間的親密友誼，這種業已存在的信任關係和麥凱納斯的鑒別力、影響力是賀拉斯希望得到他認可的主要原因[10]。所以，賀拉斯才在詩末的兩行宣告：“但你若給我抒情詩人的冠冕，/ 我高昂的頭將立於群星之巔。”

馬丁按照雄辯術的模式把作品分成三部分，1－2行是“始”（exordium），3－34行是“論”（probatio），35－36行是“結”（peroratio）。我們還可進一步把“論”的主體劃分為九個部分：3－6行（賽車手）、7－8行（政客）、9－10行（囤糧者）、11－14行（農夫）、15－18行（行商）、19－22行（閑人）、23－24行（士兵）、25－28行（獵人）和29－34行（詩人）。在描繪每一類人時，賀拉斯都突出了兩點，一是他們熱愛自己的事業，二是他們的事業在外人看來都有明顯的局限。賽車手固然可以“手握光榮的棕櫚”，有“恍惚間與主宰世界的神交遊”的快感，但“閃電般的輪軸掠過標錐”卻暗示隨時有車毀人亡的危險。政客固然可以“沿權力之階步步高升”，但支持他的“無常的羅馬庸眾”卻同樣可以把他推翻。囤糧者固然能靠囤積“利比亞的糧食”在羅馬換得巨額財富，但他的財富卻無法抵禦政治的巨變。農夫“怡然耕作祖先的土地”，固然有安定感，無須忍受出海遠航的驚險，但也失去了“阿塔盧斯的財富”[11]。行商固然有廣闊天地施展才能，但也必須遠離“閑適靜謐的故土”。閑人可以“在蔥綠的野草莓樹下安卧”，卻難免世人“虛度光陰”之譏。士兵喜歡激烈的軍旅生活，但母親卻詛咒戰爭。獵人追逐捕獲野獸的成就感，卻將“嬌妻拋一邊”。詩人彷彿“置身神的上界”，卻註定遠離“眾人”（3－34行）。每類人都執着於自己的選擇，每類人都有所放棄，都有所獲得，每類人都覺得自己的選擇合理，別人的選擇不合理。在這個意義上，單獨指責詩人這個群體是一種偏見。按照厄爾的概括，此詩的主題就是“每個人都被自己的喜好吸引，而每個人的喜好都與別人不一致”[12]。馬丁認為，賀拉斯並非站在理想主義的立場否定現實主義，只是論證詩歌生涯和其他生涯共同的合理性[13]。詩中眾多平行的語法結構似乎也支持這樣的解讀。行首的“有人”（sunt quos，est qui）、“這位”（hunc）、“那位”（illum）、“許多人”（multos）等不定代稱抹平了個體之間、群體之間的差異，彷彿任何選擇都是合理的、正當的。在某個層次上，賀拉斯的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因為他知道如此為詩人辯護，是普通羅馬人最容易接受的。

然而，如果詩歌的主題如此淺顯，他又何必請出“王族的貴胄”（第1行）麥凱納斯來仲裁呢？賀拉斯的心中對於各種職業真的無所褒貶嗎？穆蘇里羅和馬丁的觀點正好相反，在他看來，賀拉斯的用意恰好是要說明詩人的職業是最崇高的[14]。如果我們仔細斟酌詩歌的措辭和意象，上述九類人又可分為三組。賽車手、政客和囤糧者一組（3－10行），農夫、行商和閑人一組（11－22行），士兵、獵人和詩人一組（23－34行）。每組中都有一種人是賀拉斯所讚許的，分別是賽車手、閑人和詩人。賽車手和詩人的共同點是不屑於物質的利益和獎賞，他們真正追求的是高超技藝換來的榮耀，他們渴望的是神一樣的不朽。賀拉斯在形容這兩類人時採用了彼此呼應的詞語和意象。賽車手“痴迷於奧林匹亞的塵霧隨賽車翻卷”（4－5行），“奧林匹亞”是古希臘傳說中諸神的居處，這個詞暗示，賀拉斯此時腦海中浮現的不是羅馬大競技場（Circus Maximus）讓底層民眾瘋狂的賽車比賽，而是希臘式的更具精神性的自我挑戰。詩人“置身神的上界”（第30行）與“奧林匹亞”呼應。賽車手的獎品是“光榮的棕櫚”（第5行），詩人的獎賞是“常春藤束”（第29行），都不能給他們帶來財富，卻讓他們感覺自己進入了天界。“水澤仙女和山神”（第31行）的形象也強調了詩人與“眾人”的世界迥然不同。閑人和詩人的共同點是鄙視營營碌碌的羅馬式生活。閑人“不會拒絕老窖的誘惑，/ 不會因為虛擲光陰而羞愧，/ 時而在蔥綠的野草莓樹下安卧，/ 時而傾聽呢喃的神聖泉水”（19－22行）。“虛擲光陰”的原文（partem solido demere de die）直譯就是“從滿噹噹的一天中拿走部分”。“滿噹噹的一天”是羅馬人特有的說法，指一天中幾乎無間斷的忙於正事的時間。惠勒提到，忙碌的羅馬人把午餐推遲到夏天的三點和冬天的四點，只在正午吃一點東西，這樣幾乎整個白天都一直工作[15]。根據羅馬傳統的價值觀，在本該忙碌於元老院、法庭、市場、農場和戰場的時候，無所事事地躺在樹下喝酒簡直就是犯罪。然而，賀拉斯筆下的閑人卻毫無愧色，甚至以此為榮。“神聖泉水”（aquae sacrae）的說法也別有深意。一方面它呼應着第6行和第30行的“神”，在古希臘羅馬，江河溪流的源頭被視為神的居處，因而是“神聖的”。另一方面，在古希臘詩歌中，泉水象徵著詩人的靈感，這個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赫希俄德的《神譜》[16]。賀拉斯藉此透露了閑人和詩人之間的隱秘關係。因此，賽車手、閑人和詩人代表了反羅馬物質主義傳統、追求精神不朽的藝術家形象。

讓我們反過來看與他們對照的群體。政客渴盼的“權力之階”原文是“trigeminis honoribus”（“三重官職”，第8行），指的是羅馬政治生涯中的三個官階：營造官（curule aedileship）、司法官（praetorship）和執政官（consulship）。在共和國時代，執政官是最高的官階，代表了政治權力的頂峰。羅馬競選者與選民之間的關係近似於恩主與門客的關係。為了贏得職位，競選者往往以各種現實的好處和虛幻的許諾來收買選民，選民選舉某人並非出於忠誠，而是為了利益。正因如此，賀拉斯把支持這些政客的人稱為“無常的羅馬庸眾”（mobilium turba Quiritium，第7行）。mobilium指沒有信仰，反覆無定，turba指烏合之眾，兩個詞都帶有強烈的貶義。在描繪囤糧者時，賀拉斯寫道“有人只關心自家穀倉的充盈，/ 不許利比亞的一粒糧食逃遁”（9－10行)。“自家”（proprio）突出了只顧私利不顧國家，通過囤積和投機牟取暴利的嘴臉，下一行則極力刻畫其貪婪。農夫之所以“怡然”耕作土地，是因為害怕危險，去做水手之類的工作（13－14行）。“祖先”（patrios，第11行）一詞強調了他盲目沿襲傳統的保守心態。行商雖然出海去做生意，但並不比農夫勇敢，他也害怕“伊卡利亞的波濤”，懷念“閑適靜謐的故土”，只是不堪忍受“窘迫的生活”才被迫去異國他鄉（15－18行）。士兵痴迷戰爭，卻殺戮成性，傷透無數母親的心。獵人熱衷於追逐獵物，卻辜負了妻子的青春。由此看來，在上一個層次被肯定的東西，在這個新的層次又被賀拉斯否定了。“每個人都被自己的喜好吸引”固然是合理的，但是這些人的喜好或者損害了他人的利益，或者忽略了生命中應當珍視的東西。這些鄙視詩人的群體根本沒有資格如此，甚至連賀拉斯對他們的鄙視都未必能覺察到。在這個層次上，賀拉斯在詩的開篇呼告“麥凱納斯，你，王族的貴胄，/ 我的堅盾，甜美榮譽的源頭”（1－2行）就多了“只有你能理解我，其他人不足道”的感覺。

在賀拉斯列舉的九類人中，詩人無疑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這一段文字不是以不定代稱開頭，而是以“我”（Me）開頭。蓋里森指出，Me放在行首的位置在賀拉斯詩歌中往往是高潮部分的標誌，僅在《頌詩集》中就還有六個這樣的例子（Odes 1.5.13，1.16.22，1.31.15，2.12.13，2.17.13，4.1.29）[17]，因此29－34行值得我們細緻分析：

我，因為獎賞詩人的常春藤束，
而置身神的上界；冰涼的樹林 30
水澤仙女和山神的輕盈歌舞
分開了我和眾人，既然笛音
歐忒耳佩不禁止，聖歌之主
也願意彈奏萊斯波斯的豎琴。

在原文中“詩人”的稱謂並未直接出現，“獎賞詩人的常春藤束”對應的拉丁文（doctarum hederae praemia frontium）直譯就是“常春藤束，博學額頭的獎賞”。詩人在拉丁語中常被形容為“博學的”（doctus），類似於希臘語中的sophos，這個詞與形容庸眾的“無常”相對照，褒貶分明。“獎賞”呼應着賽車手贏得的“光榮的棕櫚”，但和棕櫚不同，常春藤束（hedera）不僅僅是獎賞和勝利的標誌，它還有隱含的意義。hedera是一種偏黑的常春藤，酒神巴克斯的聖物。古羅馬注者塞維烏斯說，因為詩人靈感來臨時的狀態與追隨巴克斯的狂女相似，所以給詩人戴常春藤冠[18]。對宗教傳統濃厚的羅馬人來說，與酒神巴克斯的這層聯繫賦予了詩人崇高的地位。“博學”一詞也是在反駁敵視詩人的社會，詩人並非真正無所事事，他們擔負著保存知識的文化使命。“置身神的上界”與政客、商人、士兵等人的命運形成了對照，他們無論如何努力，也只能獲得人間的短暫權勢、財富與名聲。“冰涼的樹林”是屬於詩人的空間，它不同於喧鬧的廣場、熙攘的市集、寧靜的田園和洶湧的大海，它是孤獨冷清的，但只有從世俗的眼光看才是如此。在詩人眼中，它是豐富多彩的，“水澤仙女和山神的輕盈歌舞”印證了這一點。恰斯認為，水澤仙女代表了自然甜美優雅的一面，山神代表了自然野性怪誕的一面[19]。與21－22行的“蔥綠的野草莓樹”和“呢喃的神聖泉水”相比，這裡的自然更顯幽深神秘。

“既然笛音 / 歐忒耳佩不禁止，聖歌之主 / 也願意彈奏萊斯波斯的豎琴”以象徵的方式表達了賀拉斯對抒情詩的認識。希臘神話中一共有九位繆斯神，各自掌管文學藝術的不同類別。歐忒耳佩（Euterpe）掌管音樂和抒情詩，據說笛子（tibia）是她發明的。 “聖歌之主”指波呂海尼亞（Polyhymnia），她發明了豎琴，掌管宗教歌舞。萊斯波斯島是希臘著名抒情詩人阿爾凱奧斯和薩福的故鄉，因此“萊斯波斯的豎琴”是指他們所代表的抒情詩。維克哈姆認為，在這裡賀拉斯用這兩位繆斯神的名字概括了所有類型的抒情詩。他指出，在另外四首詩中（Odes 1.12，1.24，3.4，4.3），賀拉斯分別用墨爾波墨（Melpomene，掌管悲劇）、卡利俄柏（Calliope，掌管史詩）和克里俄（Clio，掌管歷史）這三位繆斯神代表抒情詩[20]。由此可見，賀拉斯並不接受希臘人為繆斯設計的分工，他相信所有的繆斯都是抒情詩的支持者和守護神。詩的結尾兩行更體現了抒情詩在賀拉斯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對麥凱納斯說：“但你若給我抒情詩人的冠冕，/ 我高昂的頭將立於群星之巔。”（35－36行） “抒情詩人”（lyricis vatibus）指的是賀拉斯崇拜的古希臘抒情詩大師，公認成就卓越的有九位：品達（Pindar）、阿爾凱奧斯（Alcaeus）、薩福（Sappho）、斯特西科洛斯（Stesichorus）、伊比科斯（Ibycus）、巴庫利得斯（Bacchylides）、西莫尼得斯（Simonides）、阿爾克曼（Alcman）和阿那克里翁（Anacreon）。賀拉斯認為在他之前的羅馬文學中沒有堪與這些人匹敵的抒情詩人。如果能與他們並列，將是自己最高的榮譽。

值得注意的是第35行的“但”和“若”（拉丁詞Quodsi包含了這兩個詞的意思）的複雜意蘊。此前的29－34行賀拉斯已經誇耀“獎賞詩人的常春藤束”讓自己與神為伍，並以自己與眾不同而得意，此處的突然轉折把詩意又推進了一層：庸眾的見解我當然不屑，自己的判斷我固然相信，但唯有你的評價才是終極的標準！“若”字體現了自負的賀拉斯在麥凱納斯面前的謙遜，它的假設語氣把裁判權交給了這位“王族的貴胄”，彷彿賀拉斯的自我評價需要麥凱納斯的確認才能獲得效力。“群星之巔”暗示麥凱納斯的肯定評價將帶給他超過置身上界的榮譽。我們當然不能排除其中的奉承之意，畢竟這是題獻詩的通例，但賀拉斯的表述方式意味着，他的詩辯的某個層次只有麥凱納斯才能理解：希臘式的抒情詩不僅不是詩歌中地位最低的體裁，反而是最高貴的形式。只有深諳希臘文學精髓的人才懂得這一點，才有資格判斷賀拉斯是否達到了希臘大師們的水準。

回頭再看這首詩，會發現希臘元素隨處皆是，都在為最後的點睛之筆作鋪墊。第3行的“奧林匹亞的塵霧”（pulverem Olympicum）一開始就把場景設在了希臘，3－6行希臘賽車手與7－10行羅馬政客與囤糧者的比較，也體現了賀拉斯揚希臘抑羅馬的趣味。詩中大量的專有名詞都與希臘有關，如第13行的“塞浦路斯”（Cypria）、第14行的“米爾托翁海”（Myrtoum…mare）、第16行的“伊卡利亞的波濤”（Icariis fluctibus）、第30行的“水澤仙女”和“山神”、第33行的兩位繆斯神的名字以及第34行“萊斯波斯”（Lesboum）的地名。甚至一些詞的拼寫，賀拉斯都採用了希臘語而不是拉丁語的形式，如第34行barbiton（豎琴）就是典型的希臘語賓格。在句法層面，賀拉斯多處模仿了希臘語的結構，尤其是動詞與不定式的連用，它在拉丁語中極其罕見，在希臘語中卻很普通，如第7行的certat…tollere、第10行的Gaudentem…findere、第20－21行的demere…spernit和第34行的refugit tendere。此外，過去分詞的中間語態用法（第22行的stratus）和賓格表示方面的用法（第21行的membra）都受到了希臘語的影響。詩歌的程式、意象也往往源於希臘文學。3－34行的列舉手法在希臘詩歌中屢見不鮮。穆蘇里羅舉出了品達的《殘篇二十二》和梭倫的《殘篇一》的例子，威廉莫維茨舉出了巴庫利得斯的第十首頌詩的例子[21]。前文提到的象徵詩人靈感的泉水意象也是來自希臘文學，詩歌最後一行“我高昂的頭將立於群星之巔”（sublimi feriam sidera vertice）直譯是“我高聳的頭將碰到星星”，這也是希臘詩歌中常見的意象，維克哈姆提到了薩福的《殘篇九》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克洛諾斯》[22]。

這些希臘元素自然逃不過麥凱納斯這位知音的法眼，它們試圖以富於感性的方式為希臘式抒情詩正名。在一個大的歷史框架中看，賀拉斯也是在回應持續了兩個世紀的希臘羅馬文化之爭。在羅馬征服希臘期間及以後，希臘的文學、藝術、哲學大量傳入羅馬，羅馬人也有機會親身到希臘學習，逐漸意識到了兩種文化之間的差距。公元前3世紀到前2世紀，羅馬上層對待希臘文化主要有兩種態度，一種認為羅馬的文化與軍事、政治一樣領先於希臘，至少無須向希臘學習；另一種則認為雖然羅馬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天賦非希臘所及，在文化上卻不如希臘。兩種觀點分別找到了強有力的領袖。反希臘派的代表是老加圖。他認為希臘文化的傳播會破壞羅馬質樸陽剛的道德風尚，對本國傳統構成威脅，必須加以遏制。雖然他自己通曉希臘文化，卻堅持認為羅馬人不可深入研究，以免遭受污染。在擔任審查官（censor）期間，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推動制定反希臘文化的法令，阻止親希臘的人物涉足政壇，竭力維護羅馬傳統的純潔。後一派主要團結在西庇阿家族周圍。以擊敗迦太基將領漢尼拔聞名的大西庇阿不僅能閱讀希臘文，還用希臘文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徹底摧毀迦太基的小西庇阿是前者的嗣孫，他扶植了一批親希臘的文人，包括希臘裔的歷史學家波呂比俄斯、詩人恩尼烏斯和盧基里烏斯、劇作家泰倫斯以及“智者”萊利烏斯。他們希望通過主動吸收希臘文化的精髓，能儘快改變羅馬文化的落後局面。親希臘派逐漸佔了上風。到了奧古斯都時期，至少就文學而言，羅馬已進入全面希臘化的階段。賀拉斯在《書信集》中毫無顧忌地宣稱，“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野蠻的征服者，把藝術 / 帶給粗鄙的拉提烏姆”[23]。在此過程中，賀拉斯自命為用希臘傳統改造羅馬抒情詩的先驅。

至此，全詩的要旨已非常清楚了。在最明顯的層次上，賀拉斯針對鄙視詩人的庸眾反戈一擊，證明詩人的選擇和其他任何職業的選擇一樣正當。在此過程中，他以含蓄的手段揭示了詩歌高於其他領域，並且主張希臘式的抒情詩是最高貴的詩歌體裁。在此基礎上，他向自己的知音和恩主麥凱納斯尋求權威的評價，希望他能認可自己為希臘抒情詩傳統在羅馬的最傑出代表。賀拉斯在審美趣味上無疑皈依了希臘，但他為詩人和抒情詩辯護的方式卻是最羅馬化的——訴諸常識、形象和神話的權威。

[1] Ars Amatoria 3.411.

[2] Amores 1.15.1-2.

[3] Matthew Roller, “Pliny’s Catullus: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Appropr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28 (1998): 283.

[4] Ad Atticum 7.2.1. 在保守的羅馬，“新”帶有強烈的否定意義，尤其與顛覆政權的行為相關。

[5]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3.45. 歐佛里昂（Euphorion，c. 275 BC -?）是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詩人，他的微型史詩、哀歌和銘體詩都很有名氣。

[6] Aristotle, Poetics 1451a-b.

[7] P. B. Shelley, “A Defence of Poetry,” The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of Shelley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4) 650-9.

[8] Herbert Musurillo, “The Poet’s Apotheosis: Horace, Odes 1.1,”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93 (1962): 230.

[9] 麥肯納斯的先祖是埃特魯里亞（Etruria）城市阿萊提烏姆（Arretium）的統治者，因為與羅馬結盟遭到本族人驅逐，羅馬人曾幫他們恢復勢力（參考Livy 10.3）。麥凱納斯本人在羅馬屬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騎士階層。

[10] Henry M. Martin, “Remarks on the First Ode of Horace,” Classical Philology, 13.2 (1918): 186-8.

[11] 阿塔盧斯家族（Attali）是佩爾加蒙（Pergamon）王國的統治者，以擁有巨大財富聞名。公元前133年，根據阿塔盧斯三世的遺囑，整個王國連同其財富都歸到了羅馬名下。

[12] Mortimer Lamson Earle, “On the First Ode of Horace,” The Classical Review, 16.8 (1902): 399.

[13] Martin, “Remarks on the First Ode of Horace” 190.

[14] Musurillo, “The Poet’s Apotheosis: Horace, Odes 1.1” 235.

[15] Wheeler, Q. Horatii Flacci Opera, vol.1, 5.

[16] Garrison, Epodes and Odes 202.

[17] Garrison, Epodes and Odes 202.

[18] Wheeler, Q. Horatii Flacci Opera, vol.1, 6.

[19] Chase, The Works of Horace 255.

[20] Wickham, Quinti Horatii Flacci Opera Omnia, vol.1, 17.

[21] Musurillo, “The Poet’s Apotheosis: Horace, Odes 1.1” 233-4.

[22] Wickham, Quinti Horatii Flacci Opera Omnia, vol. 1, 17.

[23] Epistles 2.1.156-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