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拉斯對詩歌的精深見解其實分散在許多作品中，甚至藏在看似與詩歌無關的作品裡。《諷刺詩集》第2部第8首便在多個層面表達了賀拉斯對詩歌的深度理解。這首詩記述了一次失敗的宴會。主人納西丹精心準備了許多獨門秘制的菜肴，邀請麥凱納斯等人前來赴宴，然而他異乎尋常的烹制方法和學究氣的食物介紹卻敗壞了賓客的食慾，壁毯突然掉下更讓現場一片狼藉，最後大部分客人沒吃完就溜走了。學界對這篇作品通常的解釋是，賀拉斯嘲諷了巴結權貴和追求豪奢的暴發戶納西丹，別無深意。這首詩是賀拉斯兩部《諷刺詩集》的最後一首，照理應該具有跋詩的性質，但許多評論者在這個方向上卻一無所獲。長久以來，這首詩獲得的評價都不高。莫里斯認為它“絕不是諷刺詩里的佳作”[1]；弗蘭克爾覺得它只是娛樂之作[2]；科菲聲稱它沒有獨立的藝術價值[3]；埃文斯相信這篇怪誕的作品僅僅表明，賀拉斯決定不再寫作諷刺詩，轉向其他體裁[4]。
然而，研究者在得出上述結論時，心裡卻隱隱有些不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了，這首詩絕沒有表面那麼簡單，而是藏着許多秘密。首先，它並非直截了當的敘述，而是以戲劇對白的方式呈現的，賀拉斯通過向故事的親歷者、朋友方達紐提問，暗中控制着敘述的方向和節奏，而在方達紐的回憶中，又嵌入了食客諾門坦和小丑巴拉洛的兩段話，其中巴拉洛的評論可以稱為一段微型的演說。這樣，在事件本身之外，賀拉斯又在外面包裝了三層敘述，他這樣處理用意何在？面對這樣複雜的結構，我們需要格外謹慎。其次，作品第一行把納西丹稱為“幸福的”（beati）也很值得玩味，這個詞在拉丁語中固然可以理解為“富有的”，從而把讀者引向社會諷刺詩的路徑，但它不可消除的哲學聯想卻喚起了柏拉圖等人的幽靈，當我們發現beati和cena（宴會）並置時，更容易聯想到柏拉圖的《會飲篇》（Symposium），詩中的“睿智”（sapiens）、“時運女神”（Fortuna）、“逆境”（res adversae）、“順境”（res secundae）也都是古希臘羅馬哲學家討論人生幸福時的常用概念。除開哲學元素，作品中的史詩味道（儘管可能是戲仿）也很濃重。賀拉斯請方達紐講述宴會情形時，第一句話是“到底是怎樣的第一道菜平息了你胃的憤怒”，“憤怒”（iratum）一詞形容胃很不尋常，因此不會是隨意選擇的，它顯然指向荷馬史詩中阿喀琉斯的憤怒。詩中壁毯掉下時的場景是如此描繪的：“正在這時，沉重的壁毯從天而降，/ 砸在盤子上，拽下無數的黑色塵土，/ 坎帕尼亞原野上的北風都自愧不如”（54－56行）。這樣的措辭也有意模仿了史詩的戰鬥場景描寫。自始至終，巴拉洛等人都把戲弄主人稱為“復仇”（intulti和ulti），這也激活了史詩的常見主題，至於詩中出現的呼告和列舉更是史詩的習慣手法。羅德還指出，古羅馬諷刺詩的宴飲主題發源於古希臘的新喜劇[5]。費斯克補充說，賀拉斯也受到了本土諷刺詩先驅盧基里烏斯同類題材作品的影響[6]。
儘管如此，由於存在先入之見，學術界對這首詩的理解在1988年前一直沒有突破。自那以來，終於出現了幾篇為此詩“平反”的重要文章，證明無論在藝術處理還是在主題表達上它都是一篇上乘之作。貝克爾提出，賀拉斯在詩中諷刺的不是納西丹，而是麥凱納斯的朋友們。首先，納西丹在詩中的表現沒有任何不妥，他搜集最特別的食材，精心烹制菜肴，提供最殷勤的服務，是為了讓客人吃得盡興，如果僅僅因為他花費甚多，就指責他是刻意炫富的暴發戶，有失公允，至於像勒傑[7]和帕爾默[8]等人那樣，竭力在詩中為他找“罪證”，則更是有牽強附會之嫌[9]。賀拉斯藏在幕後，讓自己的朋友、喜劇作家方達紐來講述故事，並通過提問來操控敘述的方向，扮演了一個惡作劇的角色，最後的結果是方達紐在嘲笑納西丹的同時，被賀拉斯利用來嘲笑他和同伴有違做客之道的行為。事實上，方達紐等人肆意縱酒、裝瘋賣傻乃至最後不辭而別，顯然是不合禮儀的粗魯表現，學術界卻因為事先認定賀拉斯諷刺的是納西丹，對此熟視無睹。
卡斯頓相信，這首詩不僅是全書的終曲，也是兩部《諷刺詩集》的終曲。首先，它為《諷刺詩集》第2部中多首關於食物的作品做了總結，認可了簡單食物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其次，它也揭示了諷刺詩和喜劇之間的關係，其寫作手法隱含了賀拉斯對諷刺詩讀者的期待，即不是被動地等待作者指出諷刺的對象，而是自己去獨立評價，賀拉斯的隱身也當從這個角度解釋。卡斯頓特別討論了壁毯掉下來的美學含義。古羅馬劇場和現代的劇場相反，是表演開始時落幕，表演結束時升幕，所以發生在作品中段（54－55行）的落幕意味着某種表演從這裡才開始。他認為，落幕之前的部分代表喜劇——諷刺詩的源頭，落幕之後的部分則代表諷刺詩[10]。
奧康諾的解讀最令人稱賞。他的結論是，這首詩是當之無愧的跋詩，它在結構和主題設計方面都高度成功，在全書中發揮了兩個功能，一是通過宴飲這個傳統的生活意象概括了全書的反愚蠢主題；二是用納西丹的宴會象徵文學創作，揭示從生活到藝術的轉化機制，並隱約表達了賀拉斯本人面對讀者的忐忑心理[11]。主人的意願與結果之間的反差，突出了人類愚蠢的一個關鍵因素：看不到慾望的邊界，看不到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詩中納西丹對待食物就像藝術家對待作品，嚴謹精細，唯恐考慮不周，但他無法掌控客人對待食物的態度，更無法預料像帷幕落下這樣的意外因素。如果說他身上體現了人類的愚蠢，那麼這種愚蠢的關鍵並非是奢侈與放縱，也不是所謂的依附權貴，而是夢想逃脫偶然與運氣的控制。然而，他並不僅僅是諷刺的靶子，作為藝術家的象徵，他無疑與賀拉斯有相通之處。
奧康諾精妙地闡釋了詩中小丑巴拉洛就壁毯落下發表即席演說的場景，認為它有四個層次，完整地揭示了生活如何轉變為藝術。巴拉洛對主人納西丹說的原話是（65－74行）：
這就是人生的宿命：你的努力永遠 65
換不來與之相稱的名聲。看看你！想給我
豐盛的款待，卻被焦慮折磨得團團轉，
擔心麵包烤煳了，擔心上桌的沙司
味道不好，擔心所有服務的奴隸
儀容不夠整潔大方！此外，還要加上 70
這些偶然因素，比如掛毯掉下來，
就像剛才，比如侍者踩滑了，摔壞
一個盤子。主人的天才和將軍一樣，
逆境時方能顯示，順境時總是隱藏。
納西丹被他的“善意”感動得無法自持。奧康諾分析道，這裡的第一個層次是現場發生的事情，納西丹從表面意義解讀巴拉洛的演說，沒有意識到他的反諷；第二個層次是反諷，這個任務由小丑巴拉洛承擔；第三個層次是喜劇，由方達紐掌控，它將巴拉洛的演說納入了泰倫斯式的古羅馬喜劇框架和荷馬式的古希臘史詩戲仿中；最後一個層次是諷刺詩，賀拉斯將方達紐的喜劇敘述轉化成了帶有柏拉圖色彩的哲學對話。每個層次都有一個聽眾，依次是納西丹、巴拉洛、賀拉斯和這首詩的讀者[12]。
奧康諾可謂賀拉斯的知音，他的這番闡釋沒有辜負後者的慘淡經營。賀拉斯和前輩卡圖盧斯一樣，信奉亞歷山大詩派詩人卡利馬科斯的詩觀，認為高超的技藝是詩人之為詩人的試金石。他在《詩藝》中有兩行詩可看作夫子自道：“我將用熟悉的語言鍛造詩歌，讓讀者 / 覺得自己也能寫，但嘗試卻是徒勞。”（240－241行）奧康諾沒有被這首詩簡單的表象欺騙，但他更關注的是作品的運作方式，本節則主要是從詩歌觀念的角度對他的解讀做一些補充。和貝克爾、奧康諾一樣，我相信納西丹不是這首詩諷刺的靶子，在相當程度上他甚至是詩人賀拉斯的化身，雖然賀拉斯對他也有批評，但這種批評是同情的批評、同行的批評，而且無論贊同還是批評，賀拉斯都借納西丹的形象表達了他對詩歌的見解。換言之，在這篇作品裡，廚藝象徵著詩藝。
賀拉斯反覆突出的一點是，納西丹把菜肴視為自己的藝術作品。他把納西丹稱為“宴會之父”（cenae pater）和“主人”（erus和dominus），既突出了他對菜肴的所有權（如同作者之於作品），也突出了他對這些作品的珍愛。他不惜重金、費盡心血製作這些菜肴，並不是停留於動物性的層面，僅僅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也不是如眾多評論家所說，以奢華來向世人炫耀，或者巴結麥凱納斯這樣的權貴。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當麥凱納斯的隨從、兩位職業吃貨維比丟和巴拉洛要求換大杯喝酒時，他會緊張得臉色大變。賀拉斯的揣測是，他之所以害怕“兇猛的酒鬼”，“或許因為他們罵起人來更無顧忌，/ 也或許因為熱酒會鈍化敏感的口味”。其實這兩個理由也是同一個理由，就是害怕縱酒會妨礙客人仔細品嘗菜肴，從而讓自己的努力白費，可見納西丹心目中的理想客人不是吃得盡興而已，而是能吃出門道，不枉自己的匠心。另一個細節更能說明問題。當沉重的壁毯意外砸下，賓客“怕還有意外，等確定危險已過，/ 都站起身：只有納西丹在那裡低着頭， / 彷彿哀悼夭亡的兒子”（57－59a行）。他此時唯一關心的是壁毯毀掉了他的藝術品，既然他是“宴會之父”，這些菜肴自然就是他的孩子，客人還來不及細細品嘗，就被落下的壁毯破壞了，就如同孩子未成年就遭遇不幸。
如果把納西丹視為一位藝術家，那麼詩中許多看似諷刺的細節就有了正面的含義。他採用的原料總是非常考究。野豬來自“盧卡尼亞”，而且是在“吹溫和南風時捕來的”（6行）；發紅的蜜糖蘋果“是在下弦月時摘的”（31－32行）；石吸鰻是“懷孕時捕捉的”，配料用了“在維納弗初榨的油”，“鯖魚製成的醬，放了五年的葡萄酒”，等等（43－47行）。雖然饕餮的古羅馬賓客不理解他為何要大費周章，把他目為怪人，但了解中國廚藝的讀者卻很容易明白他的苦心。原料差之毫厘，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生活簡樸的賀拉斯或許不贊成納西丹的鋪張，但作為詩人，他自然理解原料或者說素材的重要性。他放棄史詩創作，聲稱“歡樂的宴席，兇狠少女的戰鬥，才是我 / 詠嘆的內容”[13]，就是因為他繼承了亞歷山大詩派的觀念，認為荷馬之後的史詩已經不是好“食材”，不具備做成“佳肴”的潛力。在寫給屋大維的《書信集》第2部第1首中，他說自己沒有能力“歌詠在你的庇佑下世界 /如何終止了一切戰爭，和平守護者 / 雅努斯的門如何被關上，驕橫的帕提亞 / 如何因你的聲威而開始畏懼羅馬”[14]，既是以謙遜為擋箭牌委婉拒絕為這位羅馬皇帝寫鴻篇巨製，也是基於自己的美學信念，因為他覺得這些材料不適合創作富於藝術內涵的詩歌。
納西丹這位烹調行家還明白，主料與輔料的搭配非常重要。他的野豬肉配上了“調味的蕪青、生菜、蘿蔔”，還有“澤芹、鯷魚醬和希臘酒糟”（8－9行）；他的石吸鰻擺在“游泳的蝦之間，平鋪在盤子里”（42－43行）。菜肴的每個元素都要發揮作用，都要服務於整體效果，這與賀拉斯反覆表達的詩學觀點並無不同。不僅如此，許多食材都需要特別處理，才能揚長避短，錦上添花。白鵝的肝“填滿了肥美的無花果”；兔腿扯下來吃，“因為單獨吃，比和肚子一起吃更美味”；烏鶇只保留“胸脯”，林鴿去掉了“臀部”（87－91行）。賀拉斯在詩歌創作中對此一定有深刻共鳴。他在《詩藝》中提到，不同階層、不同性格、不同年齡的角色有不同的特點，必須分別處理（114－124行，156－178行）。他還指出，有些情節適合在舞台上直接呈現，有些卻適合由劇中人物敘述（182－187行）。
要在廚藝上不斷精進，還需要繼承傳統，吸收眾人之長。納西丹稱讚同行庫提魯用“未洗的海膽”熬汁，因為“海里的殼 / 燉出來的汁比通常的鹽湯鮮美得多”（52－53行）。《詩藝》因為是寫給初學者的指南，對繼承傳統這面尤其強調。賀拉斯說，“希臘的那些典範 / 作品，你們要日夜翻閱，手不離書”（268b－269行）。他甚至勸對方最好別嘗試創新，因為“以獨特的方式 / 呈現普遍的體驗很困難，更保險的做法是 / 你把經典的《伊利亞特》改編成戲劇，/ 而不是率先去處理一個全新的題目”（128b－131行）。但在別的地方，面對文學素養高的讀者，賀拉斯卻更強調創新。他在《書信集》第2部第1首中，提出羅馬人盲目崇古的保守傾向嚴重阻礙了本土文學的發展，而在《頌詩集》第3部第30首中，他頗為自豪的成就便是“率先引入了艾奧里亞的詩歌，/ 調節了拉丁語的韻律”（13－14a行）。納西丹同樣以驕傲的語氣談論自己在廚藝方面的創新：“是我最先 / 向世人展示，如何在汁里燉綠芸苔、苦木香。”（51－52行）
成功的廚藝最關鍵的一點是成功的轉換和隱藏，讓人嘗到美味，體會到整體效果，卻不會因為關注食材或製作程序而分心。在詩中，方達紐等人“只顧吃禽肉、魚肉、牡蠣，/ 全不知裡面藏着一種很特別的調味汁”（27－28行），這一方面表明他們只是貪吃的俗人，不是鑒賞家，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納西丹廚藝的高超。從詩學的角度看，賀拉斯傳遞的信息是：詩歌是從生活到藝術的轉換，詩歌中的細節已經被製作成藝術的元素，生活中的細節是原始的食材，二者不是一回事。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4首中，賀拉斯指出，因為自己的諷刺詩而對號入座的人不理解作品中的形象只是藝術類型，那些詩只是“紙草上的遊戲之作”（第139行）。在《諷刺詩集》第2部第1首中，他也暗示，一個世紀前的盧基里烏斯就是因為對生活和藝術不加區分，限制了自己的藝術成就（32－34行）。
在《諷刺詩集》第2部第2首中，賀拉斯對詩藝的嚴格與艱辛有一段生動的描繪。他指出，“誰若想寫出真正意義上的詩歌，/ 當他拿起蠟版，就要充任嚴格的 / 審查官”。在此過程中，詩人需要堅決驅逐任何“沒有光彩”、“沒有分量”的詞語，需要從“黑暗中拯救出來”那些“長久被民眾遺忘”的語彙，需要“挑選人們新近發明的詞語”。這樣一位詩人“遏制無序的蔓延，用適當的文雅滋育 / 過度的粗陋，清除缺乏力量的一切。 / 他似乎在遊戲，卻飽受折磨，就像舞者 / 時而扮森林神，時而扮粗野的獨眼巨人”（109－125行）。廚藝顯然與此相似，需要化掉原料的種種不適合人類口味的性質，需要通過複雜的程序去掉食物的膻、腥、燥、濕、寒、澀，並且讓彼此沒有必然聯繫的食材最終變成一個和諧共存的整體。因此，就藝術的程序而言，賀拉斯和納西丹完全可以產生共鳴。
但如果納西丹技藝高超，為何賓客們最後要逃走呢？他們固然有粗魯之嫌，而且存心戲弄東道主，納西丹自己也犯了藝術家的大忌，就是饒舌地評論自己的作品，唯恐別人不能理解其中的妙處。在宴席上，他不是讓賓客自在地品嘗，自由地發現，而是和朋友諾門坦一起，喋喋不休地解釋食材的來源、特點和製作工序。按照方達紐的概括，“諾門坦的功能是，什麼東西客人沒注意到，/ 他就用食指提醒他們”。有他“點撥”，調味汁的“秘密立刻就顯明了”，原來是用“大菱鮃”和“鰈魚的內臟”做的（25－30行）。而當石吸鰻端上來之後，納西丹忍不住親自擔任了解說員。在壁毯事故之後，他並未氣餒，“決心用技藝修補時運”，又做了許多菜，據方達紐說“都是佳肴，如果沒有主人在嘮叨 / 它們的原理和性質”，正是納西丹的評論敗壞了食客的興緻，直接導致了他們的報復——“那些菜一口沒嘗，彷彿 / 比北非毒蛇還可怕的康迪婭給它們施了毒”（84－95行）。
在藝術品的流通中，讀者和觀眾永遠是作者不可控制的因素，因為讀者通常都懷着與作者不同的目的，雙方之間並非合作關係。在這首詩中，麥凱納斯是最尊貴的客人，他赴宴其實也是一種敷衍。在恩主和門客的利益交換機制盛行的古羅馬，在他看來，納西丹無非是另一個試圖巴結自己的富人而已。維比丟和巴拉洛是麥凱納斯的扈從，他們在社交場合永遠跟着麥凱納斯，不請自來，當然也不會尊重納西丹。客人中的瓦里烏斯、維斯庫、方達紐雖然是詩人，但在這個特殊的場合，他們並未把納西丹視為藝術家同行，而覺得他是一個一心往上爬的俗人。因此，自始至終，納西丹都未能將客人引入同情與理解的良性互動中，未能創造一個適合藝術鑒賞的環境。賀拉斯同樣對詩歌的讀者多有抱怨之詞，甚至不乏敵意。在《書信集》第2部第1首中，他辛辣地嘲諷了羅馬的戲劇觀眾缺乏起碼的藝術理解力，他們既不關注情節，更不能欣賞台詞的語言，注意力都集中在服飾、布景等外圍元素上，幾乎把戲劇表演當作了他們熟悉的娛樂方式——競技慶典（194－200a行）：
德謨克利特如活着，一定忍俊不禁，
無論是花豹和駱駝混合的某個物種 195
還是一頭白象吸引了全場的目光，
他會專註地盯着觀眾而不是表演，
因為他們的種種反應更為稀罕。
至於劇作家，他會認為完全是對着
一頭聾驢講故事。 200
在《書信集》第2部第20首中，他把自己新近完成的詩集想象成一位容顏俊美的男性奴隸，他違背主人的意願逃到了外面的世界裡。賀拉斯預言：“你會讓羅馬人珍愛，直到你失去青春。/ 被庸眾的手反覆撫弄，你身上將印滿污漬，/ 然後你只能沉默地餵養粗鄙的蠹蟲，或者你 / 會逃往烏提卡，或者被人捆着送往伊勒達。”（9－13行）這裡喜新厭舊的讀者被比作放縱齷齪的嫖客，他們所謂的閱讀對於作品只是褻瀆，而到了最後，作品或者被永久遺忘，或者流落到烏提卡、伊勒達這樣的窮鄉僻壤。如果說在《頌詩集》第3部第30首里，賀拉斯宣布“我完成了這座紀念碑，它比青銅 / 更恆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時（1－2行），他是從作品的內在價值來判斷的，那麼在《書信集》中，他則是從作品的外部環境來展望的。面對不可控的讀者，他和納西丹的處境是相似的。在《諷刺詩集》的末尾，在作品即將面對公眾的前夕，賀拉斯借納西丹的形象表達自己的焦慮，是完全自然的。也正因如此，巴拉洛所說的“你的努力永遠 / 換不來與之相稱的名聲”獲得了某種普遍的意義。
宴會的結局對於納西丹而言自然是一場災難，但“決心用技藝修補時運”的他未必沒贏得賀拉斯私下的讚賞。面對作品不可知的未來，賀拉斯也同樣展現了不屈從的勇氣。他在《書信集》第1部第19首中說：“我不會追逐無常庸眾的選票，/ 請他們免費吃喝，送他們破舊的衣袍；/ 我是高貴文學作品的助選者、復仇者， / 豈可屈尊去遊說講壇上的評論家部落？”（37－40行）既然讀者是“無常”的，與其迎合他們變化無定的所謂趣味和潮流，不如堅定地遵循自己的理念，“用技藝修補時運”。即使納西丹失敗了，他仍是一位藝術家。如果有人問，賀拉斯會“屈尊”將自己劃入納西丹的陣營嗎？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能將自己的詩集比作羅馬人的公共男妓，扮演一回廚師又有何妨？
[1] E. P. Morris, ed., Horace: The Satir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09) 244.
[2] Fraenkel, Horace 144.
[3] Michael Coffey, Roman Satire (London: Methuen, 1976) 89.
[4] H. B. Evans, “Horace, Satires 2.7: Saturnalia and Satire,” The Classical Journal, 73 (1978) : 312.
[5] Niall Rudd, The Satires of Hor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66) 202-6.
[6] G. C. Fiske, Lucilius and Horace: A Study in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Imitation (Madison: G. Olms, 1920) 408-15.
[7] Paul Lejay, Oeuvres d’Horace: Satires (Paris: Hachette, 1924) 587, 593, 597.
[8] Arthur Palmer, ed., Sermones: The Satires of Horace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368, 372, 376.
[9] Baker, “Maecenas and Horace ‘Satires II.8’” 223-5.
[10] C R. R. Caston, “The Fall of the Curtain (Horace S. 2.8),”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27 (1997): 233-56.
[11] Joseph F. O’Connor, “Horace’s ‘Cena Nasidieni’ and Poetry’s Feast,” The Classical Journal, 86.1 (1990): 33.
[12] O’Connor, “Horace’s ‘Cena Nasidieni’ and Poetry’s Feast” 32-3.
[13] Odes 1.6.17-8a.
[14] Epistles 2.1.2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