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賀拉斯都被視為一位標準的宮廷詩人、政治詩人，這曾為他帶來榮耀，也曾讓他廣受詬病。他的恩主麥凱納斯是羅馬皇帝屋大維最為倚重的文臣，他本人雖拒絕出任屋大維的秘書，並多次推掉了為皇帝寫長詩的任務，但畢竟接受了屋大維的指派，為公元前17年舉行的國家世紀慶典獻上了自己的應景之作，而且《頌詩集》中的多首作品也有歌功頌德、扮演羅馬國家喉舌之嫌。

在君主制時代，詩人紛紛追摹賀拉斯的這種官方身份，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帝俄時代的作家，在俄國攻佔格但斯克後，特列佳科夫斯基於1734年寫了一首莊嚴的頌詩，並將賀拉斯和古希臘詩人品達稱為這種題材的典範[1]，蘇馬羅科夫在一封給葉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更以賀拉斯自喻：“奧古斯都的皇朝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賀拉斯。”[2] 傑爾查文的兩首著名作品《紀念碑》（1795）和《天鵝》（1804）都是對賀拉斯作品的改寫，昭示了即將到來的俄國浪漫主義時期的“帝國式崇高風格”[3]。在《紀念碑》中，讓傑爾查文引以為豪的並非自己的詩歌才能，而是他第一個以俄羅斯的方式讚頌君主（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詩人身份[4]。從這裡可以看出，他不僅接受了賀拉斯的詩學，也認同了賀拉斯的角色。

賀拉斯作品中的帝國主義情緒曾是騎士化、浪漫化戰爭詩歌傳統的主要靈感來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名句“為國捐軀，甜蜜而光榮”（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更成了鼓舞士兵充當炮灰的口號[5]，但當現代戰爭的殘酷激起強烈的反戰情緒時，賀拉斯的聲譽也跌入了低谷。現代主義大師、美國詩人龐德抱怨道：“既不單純也不熱情，只有在品味食物和語言時才具備感覺，比青銅更恆久，賀拉斯，禿腦袋，大肚子，粗魯庸俗，奴顏媚骨，比其他任何文學大師都缺乏詩意，佔據了大英博物館整整一卷目錄，英語詩歌中近一半的劣作都是拜他所賜。”[6]

直到1991年，還有拉丁學者不假思索地沿襲着這樣一副賀拉斯的形象，在《頌詩集》第1部第2首的注釋中寫道：“賀拉斯急切地接受了宮廷詩人的角色，抓住一切機會表達個人的崇拜、公眾的渴求，站在屋大維一邊宣揚道德改革。賀拉斯把這首頌歌放在《頌詩集》的顯要位置，並暗示元首是神的化身，是為了藉此表明他自己如何接近權力的中心。”[7]

然而，這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理解。賀拉斯身上始終有兩種雄心，一是在技藝上成為泛希臘時代詩人卡利馬科斯那樣的大師，二是在精神上成為羅馬民族的先知和代言人，兩種理想既對抗衝突，又相輔相成，前者讓他遠離政治，追求獨立，後者卻吸引他擁抱政治，積極入世。自卡圖盧斯開始，古羅馬詩人就面臨一個艱難的抉擇：如何與日漸強大、日漸侵入私人領域、日益干預藝術獨立的政治力量相處。處於共和國晚期的卡圖盧斯尚有空間選擇對抗，他對權傾朝野的愷撒說：“我沒太多興趣，愷撒，向你獻媚，/ 也不想知道你膚色是白還是黑。”[8] 不僅如此，他還寫了不少直接抨擊愷撒及其黨羽的詩作。但在賀拉斯的時代，文學已經成為帝國秩序的一部分，他已經無法享有前輩卡圖盧斯那種藝術上的自由，只能在權勢重壓下竭力維護有限的獨立，在政治與藝術間保持艱難的平衡。

[1] Harsha Ram, The Imperial Sublime: A Russian Poetics of Empire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2006) 43.

[2] Charles Edward Turner, Stud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S.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82) 53.

[3] Ram, The Imperial Sublime 117.

[4] Marinus Antony Wes, Classics in Russia 1700-1855: Between Two Bronze Horsemen (Leiden: Brill, 1992) 172.

[5] Odes 3.2.13.

[6] Ezra Pound, “Horace,” Criterion, 9 (1929-30): 217.

[7] Daniel H. Garrison, ed., Epodes and Odes: A New Annotated Edition (Norman: U of Oklahoma P, 1991) 203.

[8] Carmina 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