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常常會產生一種共時性（synchronic）的幻覺，彷彿作品並不擁有一個過去，並不擁有一部闡釋的歷史，彷彿它就誕生在此時此刻，彷彿它和一扇窗、一棵樹、一座山一樣，真實地存在於宇宙之中。我們之所以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作品的物質載體（書頁以及印在書頁上的文字）似乎有着明確的邊界，作品的形式與意義似乎也有着穩定的結構，而隱匿在作品周圍的歷史，在這種雄辯的“物質性”的反襯下，顯得那麼虛無縹緲。新批評（New Criticism）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理論家們把這種共時性幻覺變成了一種信條。作者和讀者的“主觀”因素在“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和“情感謬誤”（affective fallacy）的罪名下被驅逐出文學分析的疆域，新批評派的悖論、反諷、含混、張力等概念和結構主義令人嘆服的公式過濾掉了文學的時間因素，將作品空間化、幾何化了。在這些理論家看來，“只有將作品轉化成由相互關係組成的共時性網絡的閱讀才是唯一完整的閱讀：只有那時令人驚訝的東西才能浮現出來”[1]。然而，共時性不可能造成驚訝的效果，驚訝只能產生在共時性與非共時性的對話之中，產生於作品印證或修正讀者所期待的結構的過程之中。而且，“作品的活力、天才的活力和創造力本身恰恰是不可能用幾何圖形的比喻說法來概括的，也恰恰是文學批評的真正對象”[2]。
如果把文學換成更具空間性的繪畫，時間因素依然在欣賞中發揮作用。如果沒有視線對作品局部的“遊歷”，我們是無法把握整體的構圖原則與特點的。與繪畫相比較，文學的時間性特徵更顯著。閱讀作品時，詞語、句子、段落都是次第進入我們眼帘的，共時性的結構意識不僅受惠於這一特定歷程之前所積累的經驗，也受制於作品細節對閱讀期待的應和與顛覆，理解活動始終是在時間的流逝中展開的。雖然某種共時性的假設，某種將作品的諸元素空間化地並置於意識中的努力，對於任何理解活動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從根本上說，閱讀是歷時性（diachronic）的過程，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完全複製的，每一次閱讀都會留下獨一無二的印跡。不僅如此，讀者也不是抽象的讀者，而是一個特定歷史、特定過去所塑造的讀者，擁有不可複製的人生和閱讀經驗。如果沒有讀者心中的一些預設，如果沒有對世界的起碼理解，悖論、反諷、含混、張力都無從談起，讀者也無法從零散的印象中提煉出某種結構。正因為閱讀是歷時性的，讀者無法預先把握作品的整體，無法預知自己對文學、人生乃至宇宙的認識將面臨何種挑戰，閱讀永遠是一種充滿風險的活動。正如讀者反應理論所揭示的那樣，讀者是閱讀分析的一個合法元素，讀者的心理反應或者審美反應不能被排斥在文學評論之外。事實上，文學史上新潮流的興起往往要藉助於改變讀者閱讀期待的嘗試，無論是像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序言》那樣直接宣揚一種新美學，讓讀者棄暗投明，還是像艾略特的《玄學派詩人》那樣將邊緣元素推至中心，讓讀者如夢初醒。
文學閱讀的歷時性更深刻地體現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時空距離上。雖然新批評把作品視為獨立於作者的實體，雖然羅蘭·巴特等後結構主義文論家宣判了作者的死刑，但作者不可能真正死去，至少他們的幽靈時刻出沒於作品中。雖然夢與現實不具有同質性，但無論如何怪誕的夢，其構成元素都能在現實中找到，而且夢也能通過人的反應而作用於現實。同理，雖然作品中的世界並非“外面的”世界，簡單的摹仿論和索引式的歷史傳記研究也不足為法，但作為人的精神產品，文學作品中自然也凝結着作者的經驗與個性。當讀者與作者性情相契時，讀者甚至能透過文字彷彿感覺到作者的呼吸與心跳。在更高的層面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夢也是一種現實，文學經驗也是人生經驗，因為它們同樣作用於我們的心靈，同樣可以被記憶收藏。如果作者是閱讀不可缺少的元素，那麼讀者與作者的時空距離以及相伴而來的文化差異必定會影響閱讀的結果。
閱讀是讀者的經驗與作者的經驗以作品為空間、以語言為媒介的交流與交鋒。作者生活於一個特定時空、一種特定文化之中，這個時空和這種文化構成了他的“世界”，但這個“世界”並不直接進入他的作品中，而要經過雙重過濾。作為一個有感知和認知能力的主體，作者會形成對“世界”的個性化的感受與理解——或者說“經驗”（認知經驗、情感經驗和審美經驗等等），作者試圖在作品中反映或表達的不是“世界”，而是“經驗”。如果說我們在作品中能看見“世界”的幻象，那幻象僅僅是“經驗”的載體。麥克白的內心掙扎不是置身“世界”之中的歷史人物的掙扎，而是莎士比亞關於人性的“經驗”的一種形象化呈現，雖然這種“經驗”必定不可能擺脫“世界”而無中生有。反過來，卡夫卡筆下人變甲蟲的情節雖不符合“世界”的定律，但誰能說那隻甲蟲的心靈煎熬沒有包含某種令人共鳴的“經驗”？第二重過濾是語言的過濾。經驗也不能直接進入作品，作品必須用語言寫成，而語言是一種任何作者都不能完美駕馭的力量。語言要受制於歷史演化和群體文化，具備公共性，而試圖進入作品的經驗卻是個性化的、私人化的，如何讓公共性的語言準確傳達私人性的經驗並為讀者所理解，是每一個作者都必須面對的難題。不僅如此，經驗與語言歸根結底是異質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文心雕龍·神思》）。經驗的“心靈書寫”最終要落實為有形的“物質書寫”，必定會產生損耗、盈餘與變化，以至於作者時常會感慨，“我自己的話使我驚訝，教會我思想”[3]。對致力於文學創作的作者而言，有一種經驗格外重要，就是通過閱讀和寫作所積累的語言經驗。作者對文學傳統與現狀（包括觀念、風格、程式、體裁、潮流等等）的了解，對自身使命的定位，對獨創性的追求，都會影響到他的語言策略與定勢。
這樣，從作者的角度看，文學作品就是以體現了作者語言經驗的語言為載體、濃縮了作者人生經驗的一種產品。世界以經驗的形式存在於作品中，而且這種經驗是經過作者和語言雙重過濾的語言化經驗。由於語言的獨立性與系統性，由於作品內部天然的結構因素（既與語言有關，又與思維有關），讀者會形成一種空間化的幻覺，將作品視為某種具備明確邊界的閉合物。然而，作品永遠是敞開的，它的“完成”（作者的創作過程結束）即是它的“開始”，世界成為它的新作者。世界不僅改變着它的物質形態（比如時間流逝和歷史事件造成的作品殘缺、訛誤、篡改），也改變着它的精神氣質（持續變化的文學風尚和不斷累積的闡釋史潛移默化地塑造着它的形象）。但無論它被世界如何修改，作者所注入的經驗仍是最核心的部分。
當讀者面對一部作品時，直接與他發生作用的是作品的語言，所以語言經驗對於文學閱讀至關重要。理想的讀者需要熟悉作者所使用的公共語言（比如英語、漢語）的歷史與現狀以及這種語言的文學傳統，而且最好對作者個性化的語言風格也有所了解，只有這樣才能判斷作品的語言特質與文學價值，並透過語言去理解凝結於作品中的人生經驗。然而，即使讀者具備了所謂的“文學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4]，他與作者的人生經驗之間的差異仍可能使閱讀陷於困境。讀者所處的世界通過讀者過濾為他的經驗，由於個體境遇、氣質、智力、觀念等因素的不同，作品中體現的作者經驗可能與讀者經驗發生尖銳的衝突，甚至讓讀者感覺不可理喻。所以“共鳴”不僅意味着讀者認可作者的語言，而且二者的經驗也非常契合——即使他們置身的兩個世界有巨大差異。但一般而言，兩個彼此陌生的世界所分別塑造的作者和讀者難以達成深刻的溝通。
就其本質而言，文學閱讀是在作品的虛擬空間中作者的經驗與讀者的經驗通過語言進行對話與碰撞的一種過程，也可以說是兩個世界透過作者和讀者雙方的過濾器而發生的一種交流。對讀者而言，世界、作者、語言構成了理解的三要素。完美的閱讀需要讀者同時具備對作者所處的世界、作者本人和文學傳統的知識和領悟力。對作者而言，作品的閱讀意味着生命的延續，因為藉助語言，讀者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歷”他的經驗，而且他的經驗還可通過讀者作用於世界。沒有任何一部作品不會對讀者、並通過讀者對世界施加影響。讀者在閱讀中“發現”的“作者經驗”其實不是作者經驗，而是自己的語言經驗和人生經驗對語言化的作者經驗的改寫，其中既有作者的影子，也有自己的影子。傑出的文學作品在此過程中往往處於強勢，迫使讀者質疑自己的經驗而去適應作品所呈現的經驗，進而重新審視自己的宗教、哲學、倫理等觀念，最終改變其行為；平庸的文學作品則處於弱勢，只能屈就讀者的經驗，但這種屈就本身會強化讀者既有的經驗，並鞏固其行為。無論何種情況，文學作品都不可能是僅僅發生在語言內部的遊戲。無論作者是否認同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的社會影響都必定存在。
在討論了文學閱讀的歷時性與經驗模式之後，我們就會意識到將卡圖盧斯介紹給今天的中國讀者的難度。在古羅馬的詩人中，卡圖盧斯是最大的謎。我們不知道他確切的生卒年代，只能大體推斷他生於公元前87年左右，卒於公元前54年左右。我們不知道他確切的名字，在Gaius Valerius Catullus與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之間難以抉擇。他在世時，著名的歷史學家涅波斯（Cornelius Nepos，100 — 24 BC）將他與詩歌巨匠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c.99 — 55 BC）並提[5]，文壇領袖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 — 43 BC）卻輕蔑地稱他的圈子為“新詩人”（hoi neoteroi）[6]。奧古斯都[7]時期的大師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65 — 8 BC）和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70 — 19 BC）等人從他的詩歌中獲益匪淺，卻對這段淵源諱莫如深。他塑造了帝國時期的羅馬詩歌，他的《歌集》（Carmina）卻幾乎失傳，直到14世紀才因為一份神秘的抄本死而復生[8]。3世紀到14世紀的千年間他僅僅是文學記憶中的一個名字，文藝復興時期他卻成為眾多頂級詩人仿效的對象。19世紀以後，有關他的研究更日益發展為一門顯學。到了20世紀下半期，他已無可爭議地成為與盧克萊修、賀拉斯、維吉爾、奧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43 BC — AD 18）分庭抗禮的詩人。
兩千年的時間給了我們一個歷史的視野，卻也讓世界、作者與語言的鴻溝越發難以跨越。卡圖盧斯所處的古羅馬共和國晚期的世界即使對西方讀者都顯得分外隔膜，更不用說對另一個文化圈中的中國讀者了。古羅馬人的許多宗教、政治、倫理和文學觀念都與我們所熟悉的體系相抵觸、相衝撞，許多他們習以為常的現象卻會令我們感到怪誕甚至悖逆。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卡圖盧斯又是一個另類人物，一個正統羅馬人眼中的“遊手好閒”分子，他的詩歌語言在當時的文學家看來，也屬於“離經叛道”之類；另一方面，他對西方詩歌、尤其是抒情詩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如果不剝離那些文學史所留下的似曾相識的沉澱物，便幾乎看不見當初創造力的光芒。古典拉丁文是另外一個障礙，它的詞法、句法和思維方式即使與通行的西方現代語言相比都有顯著的不同，用漢語翻譯和轉述，扭曲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但正因有了差異，才有了交流的必要。如果我們保持足夠的警覺，多少還是能通過閱讀達到相對深入的理解。
我們閱讀卡圖盧斯，一方面是帶着我們所過濾的今日世界的經驗在作品中與他作為一名古羅馬詩人的個體經驗相遇，另一方面也是用通過這種相遇所發現的“作者—讀者經驗”映照我們所處的世界，並獲得對文學、對人性的新認識。懷着這樣的期待，我希望在即將展開的精神之旅中處處考慮到當代中國讀者的經驗，而不是泛泛地介紹這位詩人；希望自己的文字更多的是闡釋性的、引導性的，而不是論斷性的。
這是到目前為止國內第一本專門討論卡圖盧斯的書，我不敢奢望它能有多少學術價值，唯願它能吸引更多的讀者來關注卡圖盧斯，關注這位在中國依舊被冷落的詩人。
[1]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1978. 24.
[2]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6.
[3] Merleau-Ponty, Maurice. “An Published Text.” Trans. Arleen B. Daller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d. James M. Edi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64. 9.
[4] Culler, Jonathan D. Structural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113-130.
[5] Ellis, Robinson. A Commentary on Catullu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9. xx.
[6] Cicero. Ad Atticum. 7.2.1.
[7] 奧古斯都（拉丁文Augustus，意為“神聖”）是羅馬首任皇帝屋大維（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63 BC — AD 14）的封號。
[8] 卡圖盧斯的詩集在中世紀失傳了，公元14世紀才在其家鄉維羅納神秘地出現了一部抄本（稱為V），稍後以它為基礎又出現了另一部抄本（稱為X），但很快兩部抄本都消失了，只剩下三部轉抄的本子，分別稱為O（保存於牛津）、G（保存於巴黎）和R（保存於梵蒂岡）。這三大抄本是後來所有抄本和印本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