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共时性（synchronic）的幻觉，仿佛作品并不拥有一个过去，并不拥有一部阐释的历史，仿佛它就诞生在此时此刻，仿佛它和一扇窗、一棵树、一座山一样，真实地存在于宇宙之中。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作品的物质载体（书页以及印在书页上的文字）似乎有着明确的边界，作品的形式与意义似乎也有着稳定的结构，而隐匿在作品周围的历史，在这种雄辩的“物质性”的反衬下，显得那么虚无缥缈。新批评（New Critic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理论家们把这种共时性幻觉变成了一种信条。作者和读者的“主观”因素在“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和“情感谬误”（affective fallacy）的罪名下被驱逐出文学分析的疆域，新批评派的悖论、反讽、含混、张力等概念和结构主义令人叹服的公式过滤掉了文学的时间因素，将作品空间化、几何化了。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只有将作品转化成由相互关系组成的共时性网络的阅读才是唯一完整的阅读：只有那时令人惊讶的东西才能浮现出来”[1]。然而，共时性不可能造成惊讶的效果，惊讶只能产生在共时性与非共时性的对话之中，产生于作品印证或修正读者所期待的结构的过程之中。而且，“作品的活力、天才的活力和创造力本身恰恰是不可能用几何图形的比喻说法来概括的，也恰恰是文学批评的真正对象”[2]。
如果把文学换成更具空间性的绘画，时间因素依然在欣赏中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视线对作品局部的“游历”，我们是无法把握整体的构图原则与特点的。与绘画相比较，文学的时间性特征更显著。阅读作品时，词语、句子、段落都是次第进入我们眼帘的，共时性的结构意识不仅受惠于这一特定历程之前所积累的经验，也受制于作品细节对阅读期待的应和与颠覆，理解活动始终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展开的。虽然某种共时性的假设，某种将作品的诸元素空间化地并置于意识中的努力，对于任何理解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阅读是历时性（diachronic）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完全复制的，每一次阅读都会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迹。不仅如此，读者也不是抽象的读者，而是一个特定历史、特定过去所塑造的读者，拥有不可复制的人生和阅读经验。如果没有读者心中的一些预设，如果没有对世界的起码理解，悖论、反讽、含混、张力都无从谈起，读者也无法从零散的印象中提炼出某种结构。正因为阅读是历时性的，读者无法预先把握作品的整体，无法预知自己对文学、人生乃至宇宙的认识将面临何种挑战，阅读永远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活动。正如读者反应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读者是阅读分析的一个合法元素，读者的心理反应或者审美反应不能被排斥在文学评论之外。事实上，文学史上新潮流的兴起往往要借助于改变读者阅读期待的尝试，无论是像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那样直接宣扬一种新美学，让读者弃暗投明，还是像艾略特的《玄学派诗人》那样将边缘元素推至中心，让读者如梦初醒。
文学阅读的历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上。虽然新批评把作品视为独立于作者的实体，虽然罗兰·巴特等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宣判了作者的死刑，但作者不可能真正死去，至少他们的幽灵时刻出没于作品中。虽然梦与现实不具有同质性，但无论如何怪诞的梦，其构成元素都能在现实中找到，而且梦也能通过人的反应而作用于现实。同理，虽然作品中的世界并非“外面的”世界，简单的摹仿论和索引式的历史传记研究也不足为法，但作为人的精神产品，文学作品中自然也凝结着作者的经验与个性。当读者与作者性情相契时，读者甚至能透过文字仿佛感觉到作者的呼吸与心跳。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梦也是一种现实，文学经验也是人生经验，因为它们同样作用于我们的心灵，同样可以被记忆收藏。如果作者是阅读不可缺少的元素，那么读者与作者的时空距离以及相伴而来的文化差异必定会影响阅读的结果。
阅读是读者的经验与作者的经验以作品为空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交流与交锋。作者生活于一个特定时空、一种特定文化之中，这个时空和这种文化构成了他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直接进入他的作品中，而要经过双重过滤。作为一个有感知和认知能力的主体，作者会形成对“世界”的个性化的感受与理解——或者说“经验”（认知经验、情感经验和审美经验等等），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反映或表达的不是“世界”，而是“经验”。如果说我们在作品中能看见“世界”的幻象，那幻象仅仅是“经验”的载体。麦克白的内心挣扎不是置身“世界”之中的历史人物的挣扎，而是莎士比亚关于人性的“经验”的一种形象化呈现，虽然这种“经验”必定不可能摆脱“世界”而无中生有。反过来，卡夫卡笔下人变甲虫的情节虽不符合“世界”的定律，但谁能说那只甲虫的心灵煎熬没有包含某种令人共鸣的“经验”？第二重过滤是语言的过滤。经验也不能直接进入作品，作品必须用语言写成，而语言是一种任何作者都不能完美驾驭的力量。语言要受制于历史演化和群体文化，具备公共性，而试图进入作品的经验却是个性化的、私人化的，如何让公共性的语言准确传达私人性的经验并为读者所理解，是每一个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不仅如此，经验与语言归根结底是异质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心雕龙·神思》）。经验的“心灵书写”最终要落实为有形的“物质书写”，必定会产生损耗、盈余与变化，以至于作者时常会感慨，“我自己的话使我惊讶，教会我思想”[3]。对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者而言，有一种经验格外重要，就是通过阅读和写作所积累的语言经验。作者对文学传统与现状（包括观念、风格、程式、体裁、潮流等等）的了解，对自身使命的定位，对独创性的追求，都会影响到他的语言策略与定势。
这样，从作者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就是以体现了作者语言经验的语言为载体、浓缩了作者人生经验的一种产品。世界以经验的形式存在于作品中，而且这种经验是经过作者和语言双重过滤的语言化经验。由于语言的独立性与系统性，由于作品内部天然的结构因素（既与语言有关，又与思维有关），读者会形成一种空间化的幻觉，将作品视为某种具备明确边界的闭合物。然而，作品永远是敞开的，它的“完成”（作者的创作过程结束）即是它的“开始”，世界成为它的新作者。世界不仅改变着它的物质形态（比如时间流逝和历史事件造成的作品残缺、讹误、篡改），也改变着它的精神气质（持续变化的文学风尚和不断累积的阐释史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它的形象）。但无论它被世界如何修改，作者所注入的经验仍是最核心的部分。
当读者面对一部作品时，直接与他发生作用的是作品的语言，所以语言经验对于文学阅读至关重要。理想的读者需要熟悉作者所使用的公共语言（比如英语、汉语）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这种语言的文学传统，而且最好对作者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判断作品的语言特质与文学价值，并透过语言去理解凝结于作品中的人生经验。然而，即使读者具备了所谓的“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4]，他与作者的人生经验之间的差异仍可能使阅读陷于困境。读者所处的世界通过读者过滤为他的经验，由于个体境遇、气质、智力、观念等因素的不同，作品中体现的作者经验可能与读者经验发生尖锐的冲突，甚至让读者感觉不可理喻。所以“共鸣”不仅意味着读者认可作者的语言，而且二者的经验也非常契合——即使他们置身的两个世界有巨大差异。但一般而言，两个彼此陌生的世界所分别塑造的作者和读者难以达成深刻的沟通。
就其本质而言，文学阅读是在作品的虚拟空间中作者的经验与读者的经验通过语言进行对话与碰撞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两个世界透过作者和读者双方的过滤器而发生的一种交流。对读者而言，世界、作者、语言构成了理解的三要素。完美的阅读需要读者同时具备对作者所处的世界、作者本人和文学传统的知识和领悟力。对作者而言，作品的阅读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因为借助语言，读者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历”他的经验，而且他的经验还可通过读者作用于世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不会对读者、并通过读者对世界施加影响。读者在阅读中“发现”的“作者经验”其实不是作者经验，而是自己的语言经验和人生经验对语言化的作者经验的改写，其中既有作者的影子，也有自己的影子。杰出的文学作品在此过程中往往处于强势，迫使读者质疑自己的经验而去适应作品所呈现的经验，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宗教、哲学、伦理等观念，最终改变其行为；平庸的文学作品则处于弱势，只能屈就读者的经验，但这种屈就本身会强化读者既有的经验，并巩固其行为。无论何种情况，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是仅仅发生在语言内部的游戏。无论作者是否认同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社会影响都必定存在。
在讨论了文学阅读的历时性与经验模式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将卡图卢斯介绍给今天的中国读者的难度。在古罗马的诗人中，卡图卢斯是最大的谜。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代，只能大体推断他生于公元前87年左右，卒于公元前54年左右。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名字，在Gaius Valerius Catullus与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之间难以抉择。他在世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涅波斯（Cornelius Nepos，100 — 24 BC）将他与诗歌巨匠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c.99 — 55 BC）并提[5]，文坛领袖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 — 43 BC）却轻蔑地称他的圈子为“新诗人”（hoi neoteroi）[6]。奥古斯都[7]时期的大师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65 — 8 BC）和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70 — 19 BC）等人从他的诗歌中获益匪浅，却对这段渊源讳莫如深。他塑造了帝国时期的罗马诗歌，他的《歌集》（Carmina）却几乎失传，直到14世纪才因为一份神秘的抄本死而复生[8]。3世纪到14世纪的千年间他仅仅是文学记忆中的一个名字，文艺复兴时期他却成为众多顶级诗人仿效的对象。19世纪以后，有关他的研究更日益发展为一门显学。到了20世纪下半期，他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与卢克莱修、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43 BC — AD 18）分庭抗礼的诗人。
两千年的时间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视野，却也让世界、作者与语言的鸿沟越发难以跨越。卡图卢斯所处的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世界即使对西方读者都显得分外隔膜，更不用说对另一个文化圈中的中国读者了。古罗马人的许多宗教、政治、伦理和文学观念都与我们所熟悉的体系相抵触、相冲撞，许多他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却会令我们感到怪诞甚至悖逆。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卡图卢斯又是一个另类人物，一个正统罗马人眼中的“游手好闲”分子，他的诗歌语言在当时的文学家看来，也属于“离经叛道”之类；另一方面，他对西方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如果不剥离那些文学史所留下的似曾相识的沉淀物，便几乎看不见当初创造力的光芒。古典拉丁文是另外一个障碍，它的词法、句法和思维方式即使与通行的西方现代语言相比都有显著的不同，用汉语翻译和转述，扭曲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但正因有了差异，才有了交流的必要。如果我们保持足够的警觉，多少还是能通过阅读达到相对深入的理解。
我们阅读卡图卢斯，一方面是带着我们所过滤的今日世界的经验在作品中与他作为一名古罗马诗人的个体经验相遇，另一方面也是用通过这种相遇所发现的“作者—读者经验”映照我们所处的世界，并获得对文学、对人性的新认识。怀着这样的期待，我希望在即将展开的精神之旅中处处考虑到当代中国读者的经验，而不是泛泛地介绍这位诗人；希望自己的文字更多的是阐释性的、引导性的，而不是论断性的。
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第一本专门讨论卡图卢斯的书，我不敢奢望它能有多少学术价值，唯愿它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关注卡图卢斯，关注这位在中国依旧被冷落的诗人。
[1]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1978. 24.
[2]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6.
[3] Merleau-Ponty, Maurice. “An Published Text.” Trans. Arleen B. Daller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d. James M. Edi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64. 9.
[4] Culler, Jonathan D. Structural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113-130.
[5] Ellis, Robinson. A Commentary on Catullu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9. xx.
[6] Cicero. Ad Atticum. 7.2.1.
[7] 奥古斯都（拉丁文Augustus，意为“神圣”）是罗马首任皇帝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63 BC — AD 14）的封号。
[8] 卡图卢斯的诗集在中世纪失传了，公元14世纪才在其家乡维罗纳神秘地出现了一部抄本（称为V），稍后以它为基础又出现了另一部抄本（称为X），但很快两部抄本都消失了，只剩下三部转抄的本子，分别称为O（保存于牛津）、G（保存于巴黎）和R（保存于梵蒂冈）。这三大抄本是后来所有抄本和印本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