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奧古斯都時期的文學贊助體制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它與政治領域的贊助體制有很大不同，後者的恩主（patronus）與門客（cliens）之間的關係較為直接明顯，因而容易判定。詩人大多出身騎士階層，學識上的優越感讓他們恥於將他們與恩主的關係視為一種贊助體制。按照西塞羅在《論義務》中的說法，對於社會地位較高的羅馬人來說，“被人稱為門客，或者承認受惠於贊助體制，和死一樣難以忍受”[1]。因此，文學贊助體制的雙方更願意使用“友誼”（amicitia）和“朋友”（amici）這類軟性詞彙來掩飾二者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不僅如此，從許多作品可以看出，在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關係中，彼此的尊重甚至敬愛是顯然存在的。懷特據此認定，“文學贊助體制”的說法並不準確，他經過仔細考證得出結論：無論羅馬政府還是權貴都沒有對詩人進行制度化的資助，也沒有刻意塑造其文學產品[2]。
然而，正如鮑迪奇所說，懷特的觀點只考慮了贊助體制的物理形態，未考慮其心理形態。作為一種禮物經濟，贊助體制更強大的驅動力在於負債的心理和感恩（gratia）的心態[3]。高明的贊助人會竭力保持無償贈予的姿態，避免產生對等交換的印象，既為自己贏得慷慨開明的名聲，也防止詩人在強烈負債心理的驅使下表現得過分急功近利，從而降低他們的身價。贊助人甚至希望看到詩人保持獨立的人格，從而讓外人看來，這種關係不是基於利益交換，而是一種自願自發的行為。這種態度為真實友誼的生長提供了空間，但仍不能消弭兩人關係的贊助性質。
薩勒看到了贊助體制的複雜性，指出它必須包含三重關係：“第一，它涉及物品和服務的交換；第二，為了與市場上的商業交換相區分，它必須是具備持續性的私人關係；第三，它必須是不對稱的，也即是說，雙方的社會地位不平等，他們交換的物品和服務也不對等——正是這點有別於平等者之間的友誼。”[4] 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關係無疑具備上述三個要素。鮑迪奇提醒我們，麥凱納斯贈予賀拉斯的不僅有最重要的物質財產——土地，更賜給了他一種身份和地位，擁有土地本身就是獨立經濟地位的保證和獨立人格的象徵，更不用說麥凱納斯的庇護促進了賀拉斯文學聲名的傳播。正因如此，賀拉斯在詩中不僅經常感謝麥凱納斯的慷慨，更稱他為自己的“堅盾”和“甜美榮譽的源頭”（et praesidium et dulce decus meum）[5]。
對比前輩詩人卡圖盧斯，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贊助體制在賀拉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在愷撒內戰前，詩人在羅馬社會中的地位遠更邊緣化，並未與權貴結成穩固的交換關係，至少還有選擇放棄贊助體制庇護的自由。卡圖盧斯毫不留情地鞭撻了愷撒集團通過戰爭聚斂財富、壟斷政府高層職位、縱容手下搜刮行省等行為。愷撒（Carmina 57）、庇索[6]（Carmina 28）、瑪穆拉[7]（Carmina 29）、龐培[8]（Carmina 29）、瓦提尼烏斯[9]（Carmina 52）都是卡圖盧斯攻擊的靶子。在古羅馬，投靠掌權的朋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卡圖盧斯卻不再相信這有任何用處。他對庇索和孟米烏斯這樣的權貴發出詛咒：“投奔顯赫的朋友！/ 大家都說。可是願神降大災於你們，/ 羅慕路斯和雷穆斯因你們而蒙羞。”[10]
卡圖盧斯的《歌集》中有一個臨時性贊助關係的例子。在古羅馬，宴會（convivium）包含了心照不宣的一種交換關係。主人通過舉辦宴會為自己撈取讚譽和名聲，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客人則通過讚譽主人換取享用美食的權利，並擴大社交圈子，甚至獲得被引薦的機會。這樣的宴會往往是確立恩主與門客關係的起點。卡圖盧斯對自己的鄉間別墅說[11]：
為了做塞斯提烏斯酒宴上的嘉賓，10
我就讀了他抨擊安提烏斯的演說，
哎呀，裡面真是充滿了瘴氣毒液。
結果我就染上了風寒，咳嗽不止，
渾身哆嗦，最後只好逃進你懷裡，
用蕁麻和靜養讓自己恢復元氣。15
這裡的塞斯提烏斯很可能是Publius Sestius，公元前57年任保民官，公元前54年任司法官。他邀請卡圖盧斯赴宴，並順帶給了他一篇自己寫的抨擊政敵安提烏斯（Antius）的演說。為了能在宴會上奉承主人一番，卡圖盧斯提前讀了這篇演說，不料竟染上風寒，被迫在家休養。卡圖盧斯埋怨自己為了滿足口腹之慾，非要讀這篇演說，自討苦吃，表明了對這種交換關係的憎惡。
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交往則綿延近三十年，幾乎貫穿了他的文學生涯。麥凱納斯不僅是賀拉斯詩歌題獻的對象，也是欣賞其作品的知音，進行詩學探討的良伴。但賀拉斯始終清醒地意識到橫亘在兩人之間的社會鴻溝。在《書信集》第1部第7首里，他對麥凱納斯說，“你經常誇我謙恭，總稱你‘主公’‘前輩’，即使不在你身邊，我也不吝於讚美。”[12] “謙恭” （verecundum）一詞極少用來形容同等地位的人，如果說“前輩”（pater）還只是對長輩的一般尊稱，“主公”（rex）則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二者的尊卑位次[13]。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6首中，賀拉斯也特別突出了麥凱納斯尊貴的血統，反覆強調自己是“獲釋奴隸的後代”，並讚美了恩主的一個突出優點：不以社會地位取人[14]。在外人眼裡，賀拉斯與麥凱納斯之間也是不折不扣的門客與恩主的關係。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9首中，一位饒舌者之所以緊緊糾纏賀拉斯，正是為了通過他結識麥凱納斯，獲得青雲直上的機會。他認為賀拉斯能贏得麥凱納斯的垂青，是因為“沒人比你更善於利用運氣”，並且發下宏願：“我要收買他的奴隸，如果今天我被 / 拒之門外，我絕不放棄，我會等待機會，/ 我會在路口迎候他，跟隨他。不忍受辛勞，/ 人生怎會有收穫！”[15]
賀拉斯卻不是如此看待自己和麥凱納斯的情誼的，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6首里，他竭力要說服讀者，這段關係並非一種利益聯盟，而是以人格吸引為基礎的友誼（49－64行）：
……有人或許會妒忌
我獲得官職，可以理解，但他絕不應 50
妒忌你的友誼，你擇友是那麼謹慎，
又不屑收買人心。我不能說這是運氣，
彷彿我是靠抓鬮撿到了你這個朋友，
並不是運氣讓我結識你：是詩壇聖手
維吉爾，還有瓦里烏斯多年前的引薦。55
我初見你時，結結巴巴，不敢多言，
（羞怯的天性彷彿鎖住了我的舌頭），
我沒吹噓自己出身名門，沒誇口
我常騎着馬巡視在塔倫頓的地產，
而是實話實說。一如平日，你很少 60
回應。我走了，九個月後，你再次相邀，
讓我留下，做你的朋友。我深感榮幸，
因為你選中了我，因為你素來評判人
不看出身，而看心地是否純潔。
賀拉斯首先為麥凱納斯的動機做了申辯，指出他“不屑收買人心”（prava ambitione procul，直譯為“遠離墮落的野心”），詩人這裡顯然批判了古羅馬政客盛行的做法，即通過禮物和賞賜來網羅門客，從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他接着指出，麥凱納斯選擇自己也不是因為“運氣”，這一說法與外人的評論針鋒相對。他特彆強調了麥凱納斯擇友的嚴格而睿智的標準——不看財產和門第，而看“心地是否純潔”。在這首寫給恩主的詩里，賀拉斯重新定義了被羅馬政治實踐所扭曲的幾個概念，提出“高貴”（nobilitas）並非權力與聲望（gloria），“尊嚴”（dignitas）並非官階和頭銜（honores），“自由”（libertas）更不意味着對權貴的依附和對下層的欺凌（clientela）。公元前1世紀政壇的污濁已讓他對政治絕望，他更希望像伊壁鳩魯派所說的那樣，過平靜幸福的生活。
在賀拉斯的論述中，他顯然將麥凱納斯引為同道。在開頭部分，他在感慨庸人的愚蠢時說道（15－18行）：
你知道，那些愚蠢的傢伙，會把官職 15
送給無能者，會崇拜名望，像奴隸一般，
會被頭銜和蠟像迷花了眼。我們應當
怎麼做，既然眼界和他們大不一樣？
這裡的“我們”無疑包括了作者和麥凱納斯，賀拉斯充滿自信的道德優越感足以證明，麥凱納斯對他的判斷力是認可的。後面談及自己遠離政壇、淡泊自守的志向時，賀拉斯評論道：“庸眾會說 / 我瘋了，你或許會說我很清醒”（97b－98行），再次表明了兩人的知音關係。由此可以看出，賀拉斯不甘心被贊助體制捆縛，決心維護自己的精神獨立。
[1] De Officiis 2.69.
[2] White, Promised Verse: 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 110-55.
[3] Bowditch, Horace and the Gift Economy of Patronage 21.
[4] R. P. Saller, 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2) 1.
[5] Odes 1.1.2.
[6] 庇索（Lucius Calpurnius Piso Caesoninus），愷撒的岳父，公元前58年任執政官。
[7] 瑪穆拉（Mamurra），據普林尼《自然史》（36.7），他在高盧時任愷撒軍隊的praefectus fabrum，相當於工程兵總指揮。
[8] 愷撒為了牽制龐培，於公元前59年將女兒尤利亞嫁給龐培。
[9] 瓦提尼烏斯於公元前55或前54年被愷撒和龐培送上了司法官的高位。
[10] Carmina 28.13b-5.
[11] Carmina 44.10-5.
[12] Epistles 1.7.37-8.
[13] rex字面義為“國王”，在變為共和制之後，羅馬人曾有幾百年時間憎惡rex這個詞，例如西塞羅就曾蔑稱愷撒等人為rex，但到屋大維時代，似乎稱恩主為rex已是習慣了，這反映了羅馬人心態的巨大變化。
[14] Satires 1.6.1-9.
[15] Satires 1.9.45, 57-60.